美媒指出，歐盟正陷入官僚體系的困境。從援助烏克蘭到應對伊朗和俄羅斯的威脅，決策過程緩慢，個別國家的利益阻礙了共同路線。

九位接受媒體采訪的歐盟外交官、官員和專家一致認為，歐盟無法就共同決策達成一致——無論是解凍對基輔的900億歐元（約 7157.7億元人民幣）貸款，還是對俄羅斯的制裁限制——實際上暴露了其系統性危機。歐洲正面臨風險，世界變化的速度已超過其機構反應的速度。

德國和瑞典正領導一組國家，提議要么實質性限制，要么完全取消一票否決權——該權利允許單一國家阻撓整個歐盟的政策。“我們應在當前立法周期結束前，取消歐盟在外交與安全政策事務上的一致同意原則，以便最終能夠在國際舞臺上有效且負責任地采取行動，”德國外交部長約翰·瓦德富爾通過豐克媒體集團表示。“過去數周的所有經驗——從援助烏克蘭到對俄制裁——都清晰地表明：變革是必要的。”

媒體指出，局勢在4月12日匈牙利大選前變得尤為緊張。布達佩斯已多次阻撓關鍵決策，包括對烏克蘭的資金援助。外交官們警告：即使總理維克托·歐爾班離任，問題依然存在——共識原則允許任何政府再次扮演阻撓者的角色。“決策機制存在嚴重問題，”西班牙社會黨人、歐洲議會外交事務委員會成員納喬·桑切斯·阿莫爾告訴媒體。“每月都會出現新的情況來印證這一趨勢。我們必須做出反應。”

法國、比利時及一系列較小國家則捍衛(wèi)否決權，視其為保護國家利益的關鍵工具。

幾乎所有專家都同意：現行體系運轉失靈。一位要求匿名的歐盟高級官員舉出了針對約旦河西岸定居者制裁的例子（指針對極端主義傾向的以色列定居者的制裁——編者注）。盡管獲得了包括德國在內的26國支持，該倡議仍被匈牙利否決。

歐盟內部的爭議加劇了緊張局勢。例如，歐盟委員會主席烏爾蘇拉·馮德萊恩與歐盟外交政策負責人卡婭·卡拉斯近期就誰應在外交政策中扮演主導角色發(fā)生了爭執(zhí)。同時，法國外交部長讓-諾埃爾·巴羅在歐盟大使會議上，呼吁馮德萊恩遵守其職權范圍。

但外交官和官員們確信，此類權力范圍的爭奪并非原因，而是癥狀。

對大多數人而言，核心問題仍是共識原則。外交官們回憶起2022年，匈牙利外交部長彼得·西雅爾多在歐盟能源理事會會議上的激烈行為。在那些以特定多數表決做出決策的領域，他的意見可以被否決。但在外交政策領域，這卻無法實現。

中右翼的歐洲人民黨提議進行激進改革：將歐盟外交政策負責人職位改為歐盟外交部長，并設立一個歐洲安全理事會，將英國、挪威和冰島等合作伙伴也納入其中。

卡內基基金會高級研究員斯特凡·萊內提議改革歐盟的外交與安全政策結構。他主張設立歐洲安全理事會，以便更快應對威脅，包括來自伊朗的無人機和導彈。“許多人都明白，我們的外交政策機制未能按應有的方式運作，”萊內解釋道。“外交與安全領域的挑戰(zhàn)已經改變，而該領域缺乏創(chuàng)新，說得委婉些，令人驚訝。”

許多專家一致認為：問題不在于機構，而在于政治意愿。“外交政策的主要問題在于一致同意原則，”一位歐盟高級外交官總結道。“你可以創(chuàng)建一千個機構，但只要一致同意原則存在，體系就無法運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