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生也晚，是從巴金的《隨想錄》里面的一篇文章《趙丹同志》，知道老一輩的著名電影表演藝術家趙丹在去世前兩天的1980年10月8日，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一篇他寫于病榻上的短文《管得太具體，文藝沒希望》。

但是，對于趙丹這篇文章當初在《人民日報》發表時的來龍去脈、前前后后，其實一無所知。

直到最近看了曾任《人民日報》文藝部主任的著名作家袁鷹的回憶錄《風云側記：我在人民日報副刊的歲月》，才對趙丹這篇引發強烈反響文章的發表經過有所了解。

說起來，這事還要從1980年9月《人民日報》文藝版上發起的一次討論說起。

1980年9月，此時距離粉碎“四人幫”反革命集團已經過去了四年，文藝界逐漸從為害十多年的江旗手炮制出來的所謂“文藝黑線專政論”的沉重枷鎖中解放出來，心情舒暢，意氣風發，陸續涌現出一大批優秀的文學藝術作品，受到廣大讀者和觀眾的喜愛。

1979年10月在北京召開的第四次全國文代會上，中央領導人鄧公代表黨中央到會宣讀祝詞，熱情地評價幾年來優秀的文學藝術作品“對于打破林、江反革命集團設置的精神枷鎖，肅清他們的流毒和影響，對于解放思想、振奮精神、鼓舞人民同心同德，向四個現代化進軍，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鄧公還特別指出：“斗爭風雨的嚴峻考驗證明，從總體來看，我們文藝隊伍是好的。有這樣一支文藝隊伍，我們黨和人民是感到十分高興的。”

鄧公希望文藝工作者中間有越來越多的同志成為名副其實的“人類靈魂工程師”。人民是文藝工作者的母親。人民需要藝術，藝術更需要人民。

鄧公的這些話，都得到了廣大文藝工作者的熱烈擁護。尤其是他要求各級黨委要根據文學藝術的特征和發展規律，幫助文藝工作者獲得條件來不斷繁榮文學藝術事業，當前更要著重幫助文藝工作者繼續解放思想，打破林、江反革命集團設置的精神枷鎖，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從多個方面，包括物質條件方面，保證文藝工作者充分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

鄧公強調：我們提倡領導者同文藝工作者平等地交換意見，衙門作風必須拋棄。從三十年來文藝發展的歷史中，分析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擺脫多種條條框框的束縛，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

鄧公說:“文藝這種復雜的精神勞動，非常需要文藝家發揮個人的創造精神。寫什么和怎樣寫，只能由文藝家在藝術實踐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決，在這方面，不要橫加干涉。”(見《鄧小平文選》第二卷207-214頁。)

鄧公的講話，在人民大會堂不時引起與會者雷鳴般經久不息的掌聲，經歷過多年風吹雨打雪壓霜欺的文藝工作者，感到一陣和煦的春風，自然都爆發出內心的擁護。

“不要橫加干涉”這一句，立即不脛而走，從此常常被廣大文藝工作者口頭上傳誦、文章中引用，而且還舉著它當作盾牌，抵御某些繼續對他們施行橫加干涉的領導。

這些領導人已經習慣于發號施令，搞一言堂，他們也有一句故意歪曲而針對性很強的話:“不能橫加干涉，豎加干涉總可以吧？”他們也習慣于憑個人意志、興趣，一兩句話就草率地否定一部藝術作品。

正如著名劇作家李準在一篇文章中說的，幾年來文壇活躍，影壇沉寂，“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就是審查電影、戲劇的人要比小說多得多！一篇小說寫成，兩個編輯人員看了就可以發表，一部電影要經過三道、五道甚至于十道關卡。結果是小說繁榮了，受到了廣大讀者的歡迎，電影卻一直處于被動地位，觀眾怨聲載道”。李準為此大聲疾呼:“我想，是到了應該認真研究，大膽改革的時候了。”

1980年9月17日，《人民日報》在第五版上發表了北京兩位文藝干部題為《改善黨對文藝的領導，把文藝事業搞活》的來信。

來信在肯定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文藝事業取得重大成績的同時，也提出：現在，我們國家的經濟生活進一步活起來了，政治生活也進一步活起來了，精神生活特別是文學藝術生活，存在不存在需要進一步活起來的問題呢？文藝界的現狀有很多方面還是死得很。近一個時期以來，橫加干涉的現象有所抬頭。對某些領導自認為有問題的作品，哪怕影片已拍攝完成，也不準上映；刊物印刷好了，也強令銷毀或停止發行；對某些雖有缺點和不足，但為廣大群眾所喜愛的好作品，有的領導人還是堅持要把它打成“毒草”，對作者進行人身攻擊甚至政治誣陷；某些領導部門的不適當干涉，已經不僅干涉到作家寫什么和怎么寫，甚至連作品的細節、作者的署名、刊物的命名都要過問。

這封讀者來信認為：我們的文藝領導體制，已到了不改革就不能前進的地步。

發表這封讀者來信時，《人民日報》加了“編者按”，表示歡迎有關的領導同志、文藝工作者和廣大讀者，聯系當前工作的實際，敞開思想，暢所欲言，積極參加這次討論。

當時報社的領導也非常支持文藝部在報紙上開展討論，要文藝部積極約請文藝界人士參加，還特別關照注意不要搞“輿論一律”，要發表不同意見，把討論搞得熱烈些、活潑些。

為此，《人民日報》文藝部在9月23日邀請幾位藝術界人士座談，又請他們根據座談會發言整理成文章，在10月1日的版面上發表了七篇文章：黃宗江的《文藝領域不能容忍官僚主義》、石羽的《領導要從多方面關心文藝工作者》、藍光的《文藝體制一定要改革》、林杉的《認真總結經驗，改善領導方法》、石聯星的《把每個文藝工作者裝在心中》、魯軍的《文藝要立法》、古元《只強調經濟規律來領導文藝行嗎?》。

那個時候，曾經出演過《林則徐》《烈火中永生》的著名電影表演藝術家趙丹正住北京醫院治病，而且病情很重。

那兩年趙丹的心情越來越壞，四年前剛剛粉碎“四人幫”反革命集團時的歡欣鼓舞、豪情滿懷，由于接連遇到許多不如意事漸漸變為抑郁、苦悶以至憤懣。在他看來，補選為“政協全國委員”“文聯全國委員”的榮譽，落實住房、補發工資以及安排出國訪問之類，都無關緊要，不過像球賽中的“安慰杯”。

作為一名將自己的前半生心血和精力都獻給人民、又被桎梏了十多年的電影藝術家，趙丹最大的心愿就是重返銀幕，希望在銀幕上塑造敬愛的周恩來總理，當時他曾經受邀擬在一部以黃河滄桑為題材的影片中飾演周總理，為此他作了許多的準備，結果由于某位高級領導人的一句話而被否定，使他一片真情成了虛愿。

當時中日兩國的關系發展還比較好，兩國的電影工作者準備合作拍攝電影《一盤沒有下完的棋》，想請趙丹擔任劇中中方的主角時，他已臥病在床，后來只好改請孫道臨出演這一角色。但是雖然遠離影壇，拿起了畫筆，他卻一直未能忘情文藝界的事。他有許多話要說，有許多建議要提，有一肚子的心愿要傾訴。

1980年10月初，趙丹的病情已日益惡化，自感時日無多的他，要自己的妻子、著名演員黃宗英向他一直尊敬的主管思想文化戰線的領導同志提出，能不能來聽一聽一個病危人的意見，他怕匆忙間說不清，要宗英先將意見整理好。

那位領導同志果然應邀來到醫院探視。趙丹躺在病床上，強打起精神，聽黃宗英代他詳盡地陳述他考慮很久的意見，時不時地插幾句話補充。

這位領導聽得很認真，不住點頭贊許，連聲說“很對，很重要，很有意義”。臨別時還緊握趙丹的手，安慰他安心治療養病，要宗英代他將這些意見寫成文章發表。

這位領導走后，黃宗英趕緊打電話給《人民日報》文藝部主任袁鷹，說已經整理好一篇文章，袁鷹當即去北京醫院取回立即發排，個別地方同黃宗英商量后作了些改動，以《管得太具體，文藝沒希望》為題，在10月8日的《人民日報》全文發表。

全文如下:

《人民日報》正開展“改善黨對文藝的領導，把文藝事業搞活”的討論。看到“改善”“搞活”的標題，頗喜；看到“編者按”中“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必須改善，通過改善來達到加強，在這方面我們是堅定不移的”，又憂心忡忡了。我不知道“編者按”中“我們”的范圍有多廣。
我只知道，我們有些藝術家——為黨的事業忠心耿耿、不屈不撓的藝術家，一聽到要“加強黨的領導”，就會條件反射地發怵。因為，積歷次政治運動之經驗，每一次加強，就多一次大折騰、橫干涉，直至“全面專政”。記憶猶新，猶有特殊的感受。以后可別那樣“加強”了。
我認為：加強或改善黨對文藝的領導，是指黨對文藝政策的掌握和落實，具體地說，就是黨如何堅定不移地貫徹“雙百”方針。
至于對具體文藝創作，黨究竟要不要領導？黨到底怎么領導？
黨領導國民經濟計劃的制定，黨領導農業政策、工業政策的貫徹執行；但是，黨大可不必領導怎么種田、怎么做板凳、怎么裁褲子、怎么炒菜，大可不必領導作家怎么寫文章、演員怎么演戲。文藝，是文藝家自己的事，如果黨管文藝管得太具體，文藝就沒有希望，就完蛋了。
“四人幫”管文藝最具體，連演員身上一根腰帶、一個補釘都管，管得八億人民只剩下八個戲，難道還不能從反面激發我們警覺嗎？！
哪個作家是黨叫他當作家，就當了作家的？魯迅、茅盾難道真是聽了黨的話才寫？黨叫寫啥才寫啥？！那么，馬克思又是誰叫他寫的？生活、斗爭——歷史的進程，產生一定的文化、造就一個時代的藝術家、理論家，“各領風騷數百年”。
從文藝的風骨——哲學觀來說，并不是哪個黨、哪個派、哪級組織、哪個支部管得了的。非要管得那么具體，就是自找麻煩，吃力不討好，就是禍害文藝。
每一層主管文藝的領導者，都說自己“是堅持黨的文藝方針，堅持革命文藝思想的”，仿佛唯有文藝專門家們倒是眼花耳聾缺心眼的蕓蕓眾生。
否則，建國30年了，五四新文化運動60年了，全國無產階級文藝大軍已號稱數百萬，為什么從中央以至各省、區、縣、公社、廠礦，幾乎都還總是要請個不懂或不大懂文藝的外行來領而導之，才放心呢？真是百思不得其解的邏輯！
尤其，越是高級的領導是外行時，權力又高度集中，于是在外行向內行的轉化的過程中，百萬文藝大軍都得跟著踏步踏地轉，何況有的領導還不肯轉，因為一轉化為內行，可能又不能當領導了呢？
更何況生活的急遽進行速度，內行也追之不及，表現費力，再加上干擾重重，致使目前文藝陣地較受歡迎的作品，大多數也只是達到街談巷議的大實話的水平而已。
各文學藝術協會，各文學藝術團體，要不要硬性規定以什么思想為唯一的指導方針？要不要以某一篇著作為宗旨？我看要認真想一想、議一議。我認為不要為好。在古往今來的文藝史上，尊一家而罷黜百家之時，必不能有文藝之繁榮。
在人大和政協五屆三次會議上，代表們熱烈地討論體制問題。“體制”二字，我們藝術家原本是生疏的。后來漸漸發現：我們懶得管“體制”，“體制”可死命管住我們；逼得我們不得不認真對付對付它。
試問，世界上有哪幾個國家，像我國這般，文藝領域中的非業務干部占如此大的比例？咱們這社會，不興說誰養活誰，因為除農民和青年(以及部分老年和婦女)外，總算各有“鐵飯碗”一只。但是，為什么要死死拽住那么多非藝術干部來管住藝術家們呢?
有些非藝術干部在別的工作崗位上也許會有所作為的。可是，如今那么多“游泳健將”都擠到一個“游泳池”里，就只能“插蠟燭”了。每一位“領導藝術”的干部，為了忠于職守，總要就藝術創作發言，各有一套見解，難于求得統一。
像拍攝《魯迅》這樣的影片吧，我從1960年試鏡頭以來，胡髭留了又剃，剃了又留，歷時20年了，像咱們這樣大的國家，三、五部風格不同、取材時代和角度不同的《魯迅》也該拍得出來，如今，竟然連“樓梯響”也微弱了。這不是一個演員的藝術生命經不起的問題，《魯迅》影片之遲遲不能問世，實也聯系到新一代的魯迅式的文藝家之誕生。
文藝創作是最有個性的，文藝創作不能搞舉手通過！可以評論、可以批評、可以鼓勵、可以叫好。從一個歷史年代來說，文藝是不受限制、也限制不了的。
習慣，不是真理。陋習，更不能遵為鐵板釘釘的制度。層層把關、審查審不出好作品，古往今來沒有一個有生命力的好作品是審查出來的！電影問題，每有爭論，我都犯癮要發言。有時也想管住自己不說。對我，已經沒什么可怕的了。只覺得絮叨得夠了，究竟有什么作用?.....
（80年9月于病床上）

文章見報當天下午，袁鷹帶著報紙去醫院，趙丹病勢垂危，已處于彌留狀態，正在搶救中。黃宗英忍淚告訴袁鷹，她上午告訴阿丹文章發表了，阿丹眼珠動了一下，也不知他是不是聽清了。大家都沒有料到，第三天即10月10日，趙丹就帶著一腔遺憾，帶著“一盤沒有下完的棋”撒手西行了。

人們幾乎是同時讀到趙丹的文章和聽到他逝世噩耗的。一方面為失去這樣一位優秀藝術家而痛心，一方面更為他臨終前還那樣關心垂注文藝事業的前途而感動。他的意見提得坦誠、直率、中肯，也是許多人都親歷過的切身體會，酸甜苦辣都嘗過，因而都有同感，盡管其中有的話可能說得偏激，不無片面之處，但句句都是發自內心的真話。

趙丹與黃宗英

文藝界人士多數衷心贊賞，趙丹替他們說出了心中積壓多年而未能或不敢說出口的話。也有少數人士則搖頭表示不同意，認為有些關于黨對作家藝術家如何領導的話說得有點出格，有的意見有悖于多年來已經形成的傳統的主流意識，甚至有冒天下之大不韙之嫌。

一時間議論紛紛，沸沸揚揚，同行相遇，都會提到“趙丹遺言”。不久，文藝界便盛傳據說來自高層領導人的一句批評:“趙丹臨死前還放了個屁。”另一個版本更厲害，說趙丹“放了個反黨的屁”。

不管是哪個版本，反正是極其嚴厲而且粗鄙的口吻。這句分量很重的話有如當時的深秋氣候，讓人頓覺西風瑟瑟，寒意襲來。某些慣于揮鞭打棍子的人，不免故態復萌，仿佛又可以抓到一條大魚。

但是，畢竟不是過去一二十年那樣一兩句話就能呼風喚雨的年代了，人們的頭腦清醒多了，文藝界雖然感到有些震動，倒也沒有驚慌失措，聽聽也就過去。

報社領導人自然受到點壓力，就要文藝部設法緩和一下氣氛。正好袁鷹去看望老前輩夏衍，便向老人請教。夏公也聽到了這句批評，這類事他經歷得多了，只微微一笑，勸袁鷹他們不必緊張，然后說:“找人寫篇文章轉個彎就行了”。

停了一會，夏衍想到一個合適人選：金山。金山也是著名的電影表演藝術家，素有“電影皇帝”之稱。袁鷹說，我同金山沒有打過交道，不知他是不是愿意。夏公輕輕擺擺手:“我跟他說一下。”這種“轉彎”的文章不大好寫，但金山很快寫成，寄來一篇題為《馬克思主義宇宙觀引導著他的藝術道路》的文章。

文章開頭便說：

10月8日，趙丹同志去世前兩天，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是《管得太具體，文藝沒希望》。他很關心改善黨對文藝的領導。他認為，對于文藝創作，對于那些“對黨的事業忠心耿耿”的文藝家們，不要“管得太具體”，像他所比喻的那樣，管“作家怎么寫文章、演員怎么演戲”等等。
我認為趙丹同志的這個意見是正確的。列寧說:“無可爭論，文學事業最不能作機械的平均、劃一、少數服從多數。無可爭論，在這個事業中，絕對必須保證有個人創造性和個人愛好的廣闊天地。這一切都是無可爭論的，可是這一切只證明，無產階級的黨的事業的文學部分，不能同無產階級的黨的事業的其他部分刻板地等同起來。”列寧的這個論點，對我們今天仍有指導意義。

文章在此處轉了一下:“當然，對我們共產黨人來說，不管如何保證‘個人的創造性和個人愛好的廣闊天地’，文藝只能是黨的事業的一部分，因此維護黨對文藝事業的正確領導，尤其是在方向、路線和政策上的馬克思主義的正確領導，乃是十分必要的。”

晚年的夏衍

在評論了趙丹文中談到創造魯迅的藝術形象一事后，文章歸結到“從這里我深深感到，對待這些忠于黨的事業，為人民的幸福進行藝術創造的藝術家們，對他們所從事的事業，應當像母親對待孩子、園丁對待鮮花一樣，要非常敏感、愛護、精心培育，保護其成長，使其長大成才，開花結果。

......趙丹是中國共產黨員。他藝術上的主要成就，是在黨的領導下取得的。他從三十年代一踏上文藝工作崗位，就是在黨的領導下進行藝術活動的。長期以來，他在黨的領導下，在自己的藝術實踐和實際斗爭中，逐漸形成了他的正確的宇宙觀，也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宇宙觀，正是這種宇宙觀引導著他的藝術道路。藝術觀離不開宇宙觀，這是不以藝術家個人的意志為轉移的。這是趙丹同志的藝術成就的重要原因。一個真正的共產黨的文藝家，他的宇宙觀應當是馬克思主義的。可以有非黨的馬克思主義者，而不應當有不承認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員。”

金山這篇“轉個彎”的文章與劇作家李準的《領導要改善，體制要改革》一文在10月29日同天見報，李準在文章中最后說:“我們國家的各條戰線正在日新月異的發展，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已經出現，作為文化藝術，她應該是這個時代潮流的潮頭。如何把文藝工作搞‘活’，我想只有認真的改革”。這幾句，實際上成了這次討論的簡要結論。

“趙丹遺言”沸沸揚揚了一陣，終于漸漸沉寂，留給人們的是一種復雜的心情：既有哀痛，又有感傷；既有沉思，又有無奈。

袁鷹曾寫過一篇《送趙丹遠行》，其中提到“趙丹遺言”時，有這么幾句:“他用最后的心血，向黨向人民陳述自己的意見，呼喊出多么真摯的心聲！他的意見可能有不確切、不周到，甚至有偏頗處，人們盡可以這樣那樣地提出嚴格的要求。但要知道，這是他生命垂危前的肺腑之言啊！就像宗英說的：阿丹用生命最后一星火苗點燃文藝思想解放的火把，用最后的呼吸催動勇往直前的風帆。‘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親愛的黨，偉大的人民，是會聽一聽一個忠誠的兒子最后的呼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