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燃燒的島群”第1539篇原創文章，作者：阿登的苦林。

作者簡介：阿登的苦林，山東人，喜歡二戰及冷戰軍事，尤其是太平洋戰爭、蘇德戰爭和冷戰武器裝備，曾在“空軍之翼”等網站發表過若干文章。

正文共約4200字，配圖7幅，閱讀需要12分鐘， 2026年4月11日首發。

按：本文節譯自美國歷史雜志，原文作者為美國人。配圖有改動。

圖1.表現美國海軍炮艦“帕奈”號在長江遭日本飛機攻擊的繪畫作品

1937年12月12日下午1點30分左右，日本飛機投下的一枚炸彈擊中了美國海軍“帕奈”號（USSPanay，PR-5）的艦橋。當時，這艘小炮艦停泊在中華民國首都南京上游約三十公里處，日軍海軍飛機的連續轟炸和掃射一直持續到下午2點25分左右，導致“帕奈”號及索科尼-真空公司（Socony-Vacuum）的兩艘油船沉沒，另有一艘美國商船受損。日軍此次轟炸造成三人當場死亡，另有一人于一周后因傷重不治而身亡。

空襲發生時，這些船只均懸掛著醒目的美國國旗，當時它們正作為“避難所”，收容逃離遭日軍猛烈進攻的南京的美國公民。這次毫無征兆的襲擊引發了一場美日關系危機，日本政府通過承擔全部責任并支付220萬美元賠償金，迅速化解了這場危機。四年后，隨著一場規模更大的偷襲的發生，太平洋戰爭徹底爆發，這讓“帕奈”號遇襲事件在美國公眾的歷史記憶中被銘刻為“珍珠港事件的序幕”。

圖2.遭日機空襲后坐沉的“帕奈”號

需要指出的是，1937年12月的轟炸并非“帕奈”號卷入的首起致命國際事件。1933年7月29日，兩名中國船夫王和順與繆元林在重慶落水身亡，據稱該起事故就是由這艘美國炮艦所引發。盡管1937年的轟炸事件成為太平洋戰爭一系列起源因素中的關鍵一環，但重慶那起事件卻未引起任何關注。然而，這起堪稱最早的“帕奈”號事件更深刻地揭示了，駐華美軍的暴行如何助長了中國人的反美情緒，也正是這種力量最終成功地將美軍逐出中國。

1933年的那起事件發生在7月的一個清晨，當時，一位名叫鄭樹卿的人名下的一艘木制舢板滿載46噸煤炭，從重慶臨江門碼頭啟航，向上游駛去。當船上的38名船夫準備在長江北岸的仁和溝郵政碼頭（今天位于四川省遂寧市蓬溪縣境內）靠岸卸貨時，“帕奈”號駛了過去。據中國方面的當事人稱，當時偏離了常規航道的“帕奈”號正沿江北岸高速航行且未鳴響汽笛，那艘木制舢板在“帕奈”號激起的浪涌中傾覆。附近的渡船雖成功救起大部分落水船夫，但王和順與繆元林不幸溺亡。

中國政府方面認定“帕奈”號對此次事故負有責任。時任重慶市政督辦（相當于市長）的潘文華要求向每位遇難者的家屬賠償1000枚墨西哥鷹洋，并向鄭樹卿賠償1669美元，用于補償其船只和貨物損失，對鄭氏的賠償金也以墨西哥鷹洋支付。

圖3.潘文華，四川仁壽人，中國國民黨軍高級將領，早年參加過圍堵紅軍，1937年全面抗戰開始后，于8月率部東下，赴江蘇、安徽一帶抗擊日軍；1946年后任西南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等職。1949年與鄧錫侯、劉文輝在彭縣通電起義，1950年1月任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10月病逝于成都

然而，美國海軍調查人員給出了相反的結論。根據駐華美國海軍司令的說法，中國當局未能提供充分證據證明“帕奈”號產生的浪涌是那艘舢舨沉沒的直接原因。美國海軍的調查人員表示，如果那艘舢板的裝載符合規范且留有安全的干舷高度，那么像“帕奈”號那樣大小的船產生的浪涌并不會導致一艘能運載46噸煤炭的舢板沉沒。最終，這艘舢舨的船主和遇難船夫的家屬均未獲得美國政府的任何賠償。王和順身后留下了媳婦和年邁的母親，繆元林更是包括母親、媳婦、兒子和殘疾弟弟在內的一家中唯一的頂梁柱。

諸如此類的事件在當時的中國并不罕見。太平洋戰爭爆發前，中國是美國在海外駐軍規模最大的國家。20世紀30年代，“帕奈”號是美國海軍所謂“長江巡邏隊”麾下的六艘新型炮艦之一，這支巡邏隊航行在中國最大的河流長江上，航線從沿海的上海一直延伸至內陸兩千多公里外的重慶。駐華美國海軍的另一支炮艦分隊“華南巡邏隊”則活動在廣州周邊水域執行任務。更大的遠洋平甲板型驅逐艦經常被作為這些炮艦的補充，而在局勢緊張時，美國海軍還會向中國增派數十艘艦艇。

圖4.停泊在中國上海黃浦江上的美國海軍亞洲艦隊旗艦“休斯敦”號重巡洋艦（USS Houston，CA-30）

除海軍外，當時美國其他軍兵種也在中國境內有駐軍。例如，在1912年至1938年間，兵力約一千人的美國陸軍第15步兵團就駐扎在天津；而同時期美國海軍陸戰隊在任何時候駐華的兵力都未低于5600人，其中一部分是駐北平使館的警衛兵力，此外還有駐上海的第4海軍陸戰團（1927年至1941年間駐扎）以及執行短期任務的其他部隊。

在美國人看來，他們在華的這些軍事部署與歐洲列強及日本在中國的駐軍行動有本質區別。美國外交官和駐華軍官大多會援引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稱該政策維護了中國的領土完整，同時強調根據簽署的長期條約，美軍有權在全中國范圍內保護美國人的生命和財產安全。無疑，這種對中美關系的“父權主義”式理解凸顯了美國人的傲慢，這讓他們完全沒有意識到，自第一次鴉片戰爭以來，美軍和在華的其他帝國主義勢力是一丘之貉。即便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四年后的1953年，在回顧中國革命的歷史后，美國陸軍關于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中緬印戰區的官方史書中，仍將戰前的美軍駐華行為描述為美國在華僅維持有“微不足道的駐軍”，并稱這是“支持中國國民黨的象征”。

圖5.駐天津的美國陸軍第15步兵團的官兵

然而，無論政治立場如何，中國國民黨都將美軍的存在視為對中國主權的侵犯。中國共產黨更是將美軍駐扎長江流域視為帝國主義“徹底奴役中華民族”這一更大陰謀的一部分。中國國民黨還譴責過美國人的“炮艦政策”——該政策允許美國和其他外國列強隨心所欲地向中國派遣軍艦，并在發生爭端時隨時可以“褪去炮衣”。例如，1927年3月24日，在發生了針對外國僑民的襲擊事件后，美國炮艦“諾亞”號（USS Noa）、“潑利司登”號（USS Preston）炮擊下關及南京城，造成約20名中國人死亡（原文如此，孔慶泰在《1927年寧案與寧案處理始末》一文中認為總傷亡數為97人，陳謙平的《1927年南京事件中外傷亡人數和財產損失考訂》一文則認為，中國軍民37人死亡、26人受傷，并有37間房屋被毀）。跟據中國國民黨領袖蔣介石的說法，那些允許外國軍隊在中國肆意妄為的不平等條約，已使“中國不再是一個國家”，“中國人不再是一個民族”。

普通中國老百姓對駐華美軍的見解更直觀：正如第一次“帕奈”號事件所表明的那樣，任何美國軍艦都可能危及中國人的生命安全。1925年，美國海軍“哈特”號驅逐艦（USS Hart，DD-110）在長江上引發了一起碰撞事故，一個中國家庭全部遇難。美國海軍的調查結果認定，“哈特”號艦員應對在事故中遇難的李陰亭之子、兒媳、兩名孫輩及兩名雇員的死亡負責，但美國國會僅批準支付1500美元的賠償金以彌補損失，而且批款耗時整整十年之久；當賠償金最終批下來時，李陰亭已去世五年。

圖6.美國海軍“哈特”號驅逐艦，是平甲板型驅逐艦“維克斯”級的第36號艦，1918年下水，1919年服役后編入太平洋艦隊，1920年完成改裝后被調往遠東亞洲艦隊，長期在菲律賓及中國海域執行任務，1931年退役除籍，1932年依據《倫敦海軍條約》出售解體

即使不在駕駛臺前，美國兵同樣威脅著中國人的性命安全。正如研究中國歷史的學家羅伯特·比克爾斯（Robert Bickers）所指出的那樣，治外法權賦予駐華美軍一種“不可觸碰的光環”。在中國，他們幾乎可以為所欲為，而且他們對這一點心知肚明。軍隊中普遍存在的種族主義以及居高不下的酗酒率使情況雪上加霜。即便是那些看上去與美軍關系融洽的人，也往往難逃美軍的暴行：李寶田是天津最受美軍休假人員歡迎的場所之一的老板娘，在1929年初，她遭到一名持刀的美國海軍陸戰隊列兵“極其殘暴且致命的襲擊”，導致她的面部、手腕和背部遭受了約二十處割傷和劃傷，其中還有一處刺穿至胸膜腔的貫通傷，原因僅僅是那名列兵欠她16美元。直到這場惡性襲擊事件發生六年后，美國國會才就其傷情向李寶田支付了300美元的賠償金。

美軍人員實施的暴力行為和引發的傷亡事故，激起了中國社會各階層對帝國主義的憤慨。當美軍士兵在條約口岸毆打人力車夫或其他平民時，他們自信地可以得到憲兵或中國警察的幫助，以免被憤怒的中國人用街頭私刑傷害；相反，被美軍人員襲擊的中國人的命就顯得無人問津了。中國當局列舉過外國士兵殺害中國老百姓的“不計其數的事件”，可治外法權使中國當局在處理此類案件時束手無策，無論調查結論如何，正如第一次“帕奈”號事件的結果那樣。中國人只能坐等美軍調查和軍事法庭的裁決，而且即便是在最理想的情況下，索賠程序也會拖延好多年。

1937年，日本對中國發動全面入侵，這使中國人的注意力暫時從駐華美軍身上轉移開；到1941珍珠港事件爆發后，美軍又作為“戰爭伙伴”重返中國。然而，即便是中美兩國在戰爭中并肩作戰抗擊日本侵略，中國民間積攢的對美軍由來已久的怨恨的根源依然存在——美軍官兵仍繼續享有不受中國法律管轄的豁免權。隨著戰爭的進行，針對中國平民的交通事故和暴力犯罪也日益增多。到1945年春季，醞釀已久的反美情緒終于爆發：當時，與美軍合作的中國翻譯在全國各地發起罷工；憤怒的中國平民群起在重慶街頭襲擊美軍士兵，以此懲罰他們對中國婦女的性犯罪；而厭倦了在自己國家被美國人當成“二等公民”對待的中國士兵，甚至將槍口對準了美軍。

圖7.1946年12月30日，北大、清華、燕大等北平高校舉行了聲勢浩大的反美抗暴示威游行，圖為北京大學游行隊伍憤怒地高呼口號，抗議美軍暴行

日本投降后，有5.3萬余名美國海軍陸戰隊員在華北登陸，而在其名義上的遣返日軍士兵和平民的任務結束后，仍有近半數人員留在中國境內。盡管1943年簽署的《中美新約》規定，美軍的駐留權將在戰爭結束后六個月內失效，但美軍仍繼續對所有涉及美方人員的刑事案件行使專屬管轄權。在此期間，美軍的犯罪行為可以說是“令人發指”。據上海市警察局報告，僅在1945年至1946年冬天的三個月里，美國海軍陸戰隊員和陸軍士兵就犯下了67起暴力犯罪。像第一次“帕奈”號事件那樣的致命車禍幾乎每天都在發生。據中國民主同盟機關報《民主報》調查，從日本投降到1946年7月，美軍吉普車和卡車已造成一千多名中國人死亡。致命車禍頻發，讓很多受害者的家屬堅信，美軍的行為絕不能僅以“意外”來搪塞。

終結美國在華軍事存在的，是中國人的反帝斗爭，而非日本試圖將西方國家逐出東亞和東南亞的企圖。即便在陸軍上將喬治·馬歇爾調解共產黨與國民黨關系的嘗試失敗后，美國海軍陸戰隊開始大規模撤離，但其陸海軍仍有小型顧問團留駐中國。總之，雖然1937年日軍轟炸“帕奈”號事件暗含了最終導致珍珠港事件爆發的帝國主義競爭，但第一次“帕奈”號事件卻說明，美軍的種種暴行恰恰促成了它們當初被派駐中國時本欲阻止的局面：與一個反美的政府打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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