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5月的一天拂曉,葛洲壩工地汽笛聲此起彼伏。73歲的王任重扶著欄桿,細(xì)看混凝土從料斗傾瀉而下,江面霧氣翻騰。他低聲吟道:“長龍橫臥葛洲壩,大江自動放金花。”同行的青年技術(shù)員悄聲問:“王老,還得多少年才能到三峽?”王任重?fù)]了揮手:“早一天好過晚一天。”
霧氣掠過江心,他的思緒竟被卷回二十五年前。1954年6月25日,武漢關(guān)水位逼近警戒線,暴雨一連下了三個月。那時,新中國剛過五歲,全國麻袋年產(chǎn)量不過五百萬條,卻硬是給武漢調(diào)來了一千萬條。堤上燈火徹夜不滅,王任重端著干糧,幾步一腳印巡視,遇到滲水處就吼一句:“再墊一層!”洪峰一次次頂過來,漢口九十里“水上長城”硬是沒讓江水穿堤。
大水退后,3.3萬人罹難、千萬畝良田盡毀,夜深人靜時,王任重胸口像壓著磐石。怎樣徹底擺脫驚弓之鳥般的防汛日子?他翻閱1919年孫中山《建國方略》,又找來40年代潘綏和薩凡奇的三峽草案。資料粗糙,可一句“防洪、航運、發(fā)電合而為一”讓他眼睛一亮。
1958年2月26日,周恩來乘船逆江而上考察三峽,船舷外,絕壁林立,江風(fēng)獵獵。會上,周恩來慢條斯理地說:“十五到二十年,可以建成。”王任重在一旁記錄,心里像裝了鼓。然而國力不足、技術(shù)欠賬,方案被迫擱淺。此后整整三十年,支持與質(zhì)疑膠著不休,方案一改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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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jìn)入70年代末,王任重?fù)?dān)任國務(wù)院副總理。水利并非直接分工,可他逢會必提三峽。1980年初,國務(wù)院原則同意可行性研究,他剛松口氣,1985年又因167位政協(xié)委員的聯(lián)名建議而暫緩。有人勸他放寬心,他擺手道:“拖下去,再來一次1954年的水,你我都沒法交代!”
1988年,中央成立重新論證小組。每次會上,王任重都坐在最前排,眉頭緊鎖。有人擔(dān)憂淹沒文物、移民成本,他點頭表示理解,卻加一句:“問題說透了就得拿主意,不能永遠(yuǎn)停在‘再研究’上。”為增強(qiáng)說服力,他把1958年隨周總理考察的舊日記打印分發(fā),字跡斑駁,卻擋不住那句肺腑之言——“要對子孫負(fù)責(zé)”。
1990年5月,他再次抵達(dá)宜昌。清江工地塵土飛揚,他站在圍欄外大聲告訴陪同人員:“三峽是其他任何工程替不了的,準(zhǔn)備要抓緊,一刻別松。”說完,竟靠在車門邊喘了半天,額頭汗珠直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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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春節(jié),廣州一間會議室燈火徹夜。王震、王任重與專家對坐,墻上掛著長江全圖。討論到凌晨,王任重端起茶杯,聲音發(fā)啞:“既然論證結(jié)論是早上優(yōu)于晚上,我們沒理由再磨蹭。”他當(dāng)晚執(zhí)筆寫成報告,主張盡快提交人大審議。
1992年3月,全國政協(xié)五次會議把三峽工程列入議程。偏偏就在此時,王任重因勞累過度住進(jìn)解放軍總醫(yī)院。護(hù)士替他測完血壓,他第一句話就是:“常委會討論到哪一步了?”秘書長回答流程,他閉目片刻,只叮囑:“贊成也好,反對也好,務(wù)必讓大家把話說完。”
3月16日凌晨六點,心臟驟停,王任重撒手人寰。臨終前,他只說了一句:“工程要是能過,我就放心。”4月3日,七屆人大五次會議表決:贊成1767票,反對177票,棄權(quán)664票,決議通過。消息傳到病房外那株玉蘭樹下,花瓣被風(fēng)吹得滿地都是。
1994年12月14日,三峽正式開工,2009年主體完工,巨壩高峽平湖,船閘往來如梭。那一年,長江流域再遇特大洪峰,水位抬升卻未現(xiàn)驚懼。人們或許不知道,壩區(qū)深處安放著一捧灰燼。1992年深秋,王任重家人依其遺愿,將骨灰撒進(jìn)三斗坪江心。江水翻滾,他一生的執(zhí)念也隨波而去,長江依舊東逝,卻再難卷走兩岸千萬燈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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