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12月29日，北京西郊機場籠罩在零下八度的晨霧里，一陣劃破長空的轟鳴聲先于機影抵達。四架殲六戰(zhàn)機呈菱形編隊護送著一架伊爾-18緩緩降落，機腹燈光在跑道上來回掃動，仿佛在替機艙里的紅木甕尋找落點。舷梯放下，護旗手抱著覆蓋八一軍旗的骨灰盒走出艙門，葉劍英、徐向前微微欠身，粟裕、蕭勁光、王樹聲緊隨其后，十五位肩章上綴著金星的上將分列兩側，風吹動大檐帽流蘇，發(fā)出輕微簌響。沒有哀樂，卻比哀樂更沉。

賴傳珠的最后一程為何如此隆重？答案要回到一個月前的沈陽。12月初，沈陽軍區(qū)黨委擴大會議正在進行，賴傳珠連續(xù)兩天坐在會議室前排，左手不停翻頁，右手時而抬筆記錄。排氣扇呼呼作響，他卻沒有覺察臉色正一點點發(fā)黃。12月6日午夜，勤務員發(fā)現(xiàn)他發(fā)燒到四十度，連夜請來軍區(qū)醫(yī)院值班醫(yī)生。診斷只有一句話——急性重癥肝炎。醫(yī)生建議馬上轉院，北京的醫(yī)療條件更成熟，他卻擺擺手：“會議還沒完，沈陽也有醫(yī)院，別折騰。”

中央不了解前線？并非如此。7日清晨，專機從西郊機場起飛，帶來十三名專家和一車最新設備。可惜病程發(fā)展如疾風驟雨，8日凌晨，他突然昏迷，肝功能全線衰竭，再也沒有睜眼。戰(zhàn)友們守在病房門口，無人言語。9日中午，院長紅著眼眶走出：“搶救無效，同志走了。”消息傳到北京，中南海陷入短暫靜默。

賴傳珠1910年生于江西萬安。家中五口，全靠兩畝薄田，他卻能念到中學，原因是私塾先生一句“這孩子記性好”。北伐軍攻克贛州后，工會在街巷里貼出大字報招募骨干，他揮筆寫下名字，從此站在潮頭。不久，大革命失敗，國民黨反動派把工會委員長吊在槐樹上槍決。少年賴傳珠站在人群里，抬頭望著那具仍在滴血的遺體，心里只有一個念頭：再不拿槍就被槍指著。于是，他夜里翻墻離校，跑到萬安圩場，和幾位同學成立“旅萬支部”，發(fā)傳單、籌稻谷、練槍法，硬是在贛南組織起農民武裝。

1928年春，贛州、信豐黨組織相繼遭破壞，他被迫輾轉上井岡。途中，隊伍缺鹽少米，十幾個人吃野菜啃樹皮，還是堅持往北走。終于在桂東沙田追上第一軍第一師，毛澤東、朱德正在查看地圖。朱德看著這個骨架單薄的青年問：“能跟得上？”他回答干脆：“跟得上。”就這一句，換來特務連黨代表的任命，也把自己鎖進漫長征程。

長征途中，賴傳珠擔任紅一師政委。突破三道封鎖線、掩護中央縱隊過湘江、強渡烏江，一件接一件，場場硬仗。最兇險的是云貴交界那一天。薛岳縱隊重兵切斷通道，他命令紅五團誘敵，自己跟著突擊班鉆進機槍火網。黃昏時分，胸口中彈，彈頭離心臟不過兩厘米。警衛(wèi)員嚇得臉色蠟白，他卻睜開眼說：“別抬，我能走。”話音未落便昏了過去，四天四夜才醒，身下?lián)苣景宥急谎浮?/p>

抗戰(zhàn)爆發(fā)，賴傳珠調到新四軍，從第一支隊到華中總指揮部，他一干就是十年。軍長、政委幾易其人，參謀長卻始終只寫一個名字。兵站、情報、醫(yī)院、武器修造，全靠這一位“大管家”張羅。有戰(zhàn)士打趣：“老賴張口就是地圖，下口就是糧秣。”1945年抗戰(zhàn)勝利，他隨即受命東渡山東，再北上遼寧。遼沈、平津、渡江，他都在前線指揮，1950年還把紅旗插到了海南島崖州灣。聶榮臻評價：“賴參謀長，腦子快，作風實，是我軍少見的全能型干部。”

1955年授銜評定，組織給他列上將。填表時，他在軍銜欄寫了“中將”兩字，自嘲：“能者過勞，姑且降一格。”羅榮桓批示“同意中央意見，維持上將”。有人開玩笑：“降不下去，就別逞強。”他笑著搖頭，沒再堅持。

進入六十年代，賴傳珠調任總干部部第一副部長。干部數(shù)量幾十萬，編制、晉升、轉業(yè)全須過他那關。他習慣親自審閱卷宗，怕遺漏基層功臣。成堆人事檔案堆滿紅木書柜，燈光一亮，他常常挑燈到凌晨。秘書提醒：“眼睛該歇了。”他總揮手：“先把這批看完。”時間久了，肝功能負擔愈發(fā)沉重。

1965年12月5日，沈陽會議進入總結階段，他發(fā)言六小時，既談部隊體制，也講學員培養(yǎng)。聲音沙啞，卻邏輯清晰。會后有人勸他去休息，他說：“幾天后就是新年度訓練準備，得把底摸準。”第二天，病倒。

去世消息公布，東北三省機關單位同時下半旗。12月11日，公祭大會在沈陽八一禮堂舉行。會場喊聲震天：“賴參謀長，一路走好！”當日下午，專機從桃仙機場起飛，四機護航，一直飛到北京上空才散開。那一晚，首都禁飛民航，燈光朝下，留給英雄一條獨享航線。

骨灰抵京后，從機場到八寶山不過二十公里路程，軍委決定不舉行街道送行，以免驚擾市民。車隊悄然駛過阜成路，兩旁行道樹投下斑駁影子，一路無聲。八寶山安放完畢，葉劍英對徐向前輕聲說了一句：“他終于可以歇息了。”徐向前只點頭，沒有回答。

賴傳珠走時年僅五十五歲，比同一代不少將領都要早逝。有人統(tǒng)計，他在戰(zhàn)場負傷六次，最重那次子彈扎心口；在機關伏案十余載，卻被肝炎奪去生命，頗有諷刺意味。可若讓他重新選擇，多半仍會做同樣決定。正如他在井岡山寫下的那句話：“愿將一腔熱血，為那工農翻身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