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徐繼紅從臺灣來到北京，見到當年熟悉功德林情況的人，只問了一句話，父親到底是怎么死的。

這個問題，壓了她很多年。

她的父親徐遠舉，不是無名之輩。

這樣一個人，死在功德林戰犯管理所，本來像是舊案翻頁。

偏偏他病亡后，周恩來下令徹查；又過了很多年，女兒還跨海來追問死因。

事情就有了另一層意味，一個曾經掌人生死的人，最后是怎么倒下的；一個背著父輩舊名聲的女兒，為什么非得把這件事問清楚，問到底。

徐遠舉出生在湖北大冶，家境原本不錯。

少年時腦子快，脾氣也壞，讀書不差，惹事更多。

家里后來受過沖擊，這段經歷在他身上留下了很深的痕跡。

再往后，他進了軍校，又投到復興社特務處門下，也就是后來的軍統。

在這個系統里，徐遠舉不是靠圓滑往上走的。

他靠的是一股狠勁，外加辦事不留情。

戴笠看重他，軍統里不少人也記住了他的綽號，“徐猛子”。

這個叫法，說的就是他的性子。

抗戰時期，徐遠舉長期在西藏做情報工作，后來又到西南任職。

到重慶后，他的位置已經很靠前，能指揮的地盤也不小。

也就是在這個階段，他身上的兇相徹底露了出來。

查封中共機關，打擊地下組織，主持破壞《挺進報》案，一大批地下黨員和進步人士因此被捕。

很多人被關進白公館和渣滓洞，很多人再也沒出來。

重慶局勢崩掉后，徐遠舉一路往西南跑，想去臺灣，最后沒走成，在昆明被盧漢起義部隊扣下。

這個結果很諷刺。他替國民黨賣命多年，真到了潰敗關頭，卻被丟在了后面。

再后來，徐遠舉被押回重慶，關進白公館。

這個地方，他太熟了。

區別只在于，以前他站在牢門外，現在他坐到了里面。

這個反差，不用多說，已經夠重了。

剛被關押時，徐遠舉一直怕自己會不會被處決。

錄口供，手會抖。外面有群眾活動，他也緊張，生怕事情落到自己頭上。

管理人員告訴他，罪再重，也還有改造的機會。

徐遠舉聽進去后，態度慢慢變了。

轉到北京功德林以后，他在學習和勞動上都很賣力，寫交代材料，搶著發言，也認真讀書。

沈醉后來回憶過，戰犯里買《資本論》的人不是沒有，真讀進去、還寫批注的，徐遠舉算一個。

他還寫下《我的罪行實錄》，把自己做過的事一條條交代清楚。

可有一件事始終壓在他頭上，特赦名單里沒有他。

別人一批批出去，他一次次落空。

這種落差，時間越久，壓得越沉。

表面上他在改造，在用力往前走，心里那口氣，其實一直沒順過。

到晚年，徐遠舉的身體已經不算好，血壓高，情緒也容易起伏。

可他的急脾氣，始終沒完全收住。

上世紀七十年代初的一個冬天，他在功德林縫紉組勞動，做出的衣服被指出質量不過關，需要返工。

事情本身不大，落到徐遠舉身上，卻一下頂住了他的火氣。

他當場發作，鬧得不小，還和人起了沖突。

回到住處后，情緒一直平不下來。

當晚，他去洗了冷水澡。

對一個年紀不輕、又有高血壓的人來說，這一下很危險。

夜里，徐遠舉突然發病，在床上翻滾，滿頭是汗，鼻孔出血，很快陷入昏迷。

管理所先做了緊急處理，后又將他送到北京復興醫院。

醫院給出的診斷是腦溢血，最終搶救無效。

消息報到周恩來那里，總理當場追問，人是在管理所里病倒的，為什么送醫不夠及時？

這不是替徐遠舉開脫，也不是替他惋惜。

戰犯改造是嚴肅政策，人在押期間病亡，必須查清過程，不能含糊。

隨后有關方面做了調查，醫院記錄、搶救經過、死亡證明都查了。

結論很明確，徐遠舉死于腦溢血，誘因是情緒劇烈波動，再加上冷水刺激，沒有人為加害。

事情查清了，檔案也留下了，一頁一頁都很硬，不含糊。

徐遠舉病亡后，遺體被火化，骨灰后來由家人領回安葬。

按理說，這件事就該沉下去了。

可多年之后，徐繼紅還是來了大陸。

見面后，徐繼紅沒有鬧，也沒有替父親喊冤。

她只是想知道，父親到底是怎么死的。

姚倫把相關檔案調出來，醫院診斷、搶救經過、死亡證明，一樣樣給她看。

事情說清之后，徐繼紅的真正來意也擺到了臺面上。

她需要大陸出具正式證明，證實徐遠舉是在關押期間因病死亡。

按臺灣那邊當時的規定，這樣的證明可以用來申請撫恤金。

姚倫答應了，給她開了證明。

這件事的收尾，很平靜，也很沉。

那張紙，在大陸這邊是病亡記錄，在臺灣那邊是申領撫恤的憑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