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歐洲人對印度移民的反感又突然爆發了，起因是一名在歐洲留學的印度小伙子，近日在網上發了段視頻，表情那叫一個得意。

他說自己每個月靠著獎學金就能輕松到手1400歐元，折合人民幣一萬多塊。這筆錢足夠他交房租、去歐洲各地旅游、下館子吃吃喝喝，月底還能剩下大約600歐元直接存起來。

他一臉驕傲地說，這其實就是個“秘密”：你只需要一個大學本科學位、一本護照，英語差不多能過關，就能辦到。視頻一發出去，互聯網直接就炸了鍋。

尤其是在X平臺上，歐洲本地用戶的反應相當激烈，有人在評論里破口大罵，說這種明目張膽的炫耀簡直是詐騙，是在把歐洲的福利系統當提款機。還有人說，憑什么外國來的學生能拿到這么多補助，我們本地孩子自己卻要扛著越來越貴的房租，畢業后還得還一屁股貸款，這公平嗎？

那么他到底拿的是什么獎學金呢？其實不是什么歪門邪道，而是歐盟官方設立的一個正經八百的項目，叫做伊拉斯謨世界計劃。

說白了，這就是歐盟為了把全球各地有才華的年輕人吸引到歐洲讀書、增加歐洲高等教育吸引力而設立的一個獎學金。被選中的學生可以在好幾個不同的歐洲國家輪換著讀書，最后拿一個聯合碩士學位。

不過，讓歐洲本地人憤怒的，壓根不只是這一個獎學金。真正讓他們坐不住的是——為什么印度人似乎正在“占領”歐洲？一個視頻只是個引子，底下埋著的火藥桶，是對整個印度移民群體越來越大的不滿和排斥。

這種不滿，并不僅僅停留在網上罵幾句的程度，它已經變成了實實在在、有血有肉的歧視事件，滲透到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外網的很多新聞網站都報道過相關的歧視事件，先說說愛爾蘭。2025年10月，一位名叫斯瓦蒂·維爾馬的印度女性在都柏林街頭經歷了一件讓她終生難忘的事。

那天晚上她剛從健身房出來，走回住處的路上，一個穿戴整齊、胸前還別著都柏林城市大學工牌的白人女性突然沖過來質問她：“你為什么要來愛爾蘭？你到底在這里干什么？你為什么不滾回印度去？”

維爾馬嚇壞了，但她還是努力保持鎮定，回答說：“我有工作簽證，我不是來吃白食的。我交稅，我也為這里的經濟做貢獻。”結果那個女人不但不收口，反而更加囂張地吼了一句：“那你可做了你這輩子最錯誤的決定……滾回印度去。”

維爾馬錄下了部分對話，那個女人后來又大喊著：“你跑到愛爾蘭來，把錢都喂給了這里的房東，你腦子有毛病吧？”維爾馬后來在社交媒體上感嘆：“我從來沒想過，在我每天都要走的那條街上，我還得為自己的存在辯解。”

差不多同一時間，愛爾蘭還出了另一件事。一張在某個食品救濟站外拍的照片在網上瘋傳——照片里排著長隊等待領取免費食物的人里，有很多看起來是印度面孔。

結果這張照片被拿來大做文章，散布謠言說這些印度移民正在掏空愛爾蘭的福利系統。各種帶有侮辱性質的評論鋪天蓋地，有人叫囂著要收緊移民政策，有人直接對著印度人開罵。

再看英國。曼徹斯特一位名叫布爾布爾的29歲印度女博士生，在租房平臺SpareRoom上看中了一間房，結果收到房東發來的郵件，內容讓她當場就懵了。房東在郵件里清清楚楚地寫著：“我跟來自印度次大陸的學生和職場人士打過交道，經驗非常不好。

他們撒謊成性、耍盡手段、臟得不行、不負責任、欠了錢就跑路，付房租也是拖拖拉拉。他們的名聲和職業操守在英國的語境里已經完全臭了。所以我現在已經不招印度學生了。”

這個房東還補了一刀，說絕大多數房東都不愿意租房給印度人，就算愿意，也會要求先交半年的房租或者找兩個英國本地擔保人，因為這是印度人“自己作出來的”。

布爾布后來對記者說：“收到那封郵件的時候我整個人都碎了。我對英國的住房系統徹底失去了信任。我心想，以后這種事情還會一次又一次地發生在我身上。”

類似的事情在德國更是家常便飯。《南德意志報》就報道過一個讓人唏噓的例子。2012年，莎爾瑪一家從德里搬到慕尼黑，丈夫是工程師，她自己是IT經理，帶著碩士學位和一身專業技能，滿懷憧憬地準備為德國經濟貢獻力量。

結果五年過去了，他們在那個社區連一個朋友都沒交到。她七歲的兒子在學校被同學孤立，被鄰居家的孩子排斥，哭著問她：“我做錯什么了？”她每次想請鄰居家孩子來玩，對方總有各種理由推脫。

莎爾瑪最后心酸地說：“五年了，一個朋友都沒交到，就因為我們是印度人。”

還有一個叫阿什什·錢達瓦卡的印度人，在德國工作超過了十年，擁有工商管理碩士和計算機學士學位。他穿西裝去上班，德國人說他是來搶工作的；他穿休閑服出門，德國人又說他是來吃社保的。怎么做都是錯。

另一位印度女性迪克莎·阿胡賈去看房子，房東直接跟她說：“我不會把房子租給棕色皮膚的人。”而馬尼什·奧斯瓦爾在德國生活了15年，甚至已經入了德國國籍，卻依然被人當成“外來者”。他想租房子，房東拒絕的理由竟然是“印度人做飯油煙太大”。

但要說最慘烈的歧視，恐怕還得看意大利。

2024年6月，一名31歲的印度工人薩特南·辛格在羅馬以南拉蒂納省的農田里干活時出了事故。他操作的塑料包裝機當場切斷了他的右臂，還壓碎了他的雙腿。

結果雇主的反應不是叫救護車，而是把他連人帶斷臂直接扔在路邊，像扔一袋垃圾一樣。辛格后來被送到醫院，但因為失血過多，第二天還是死了。

拉蒂納省住著好幾萬印度移民工人，他們在那里的農田里摘南瓜、割韭菜、收西紅柿，每天工作長達14個小時，平均只能掙到大約20歐元。很多人的工作環境極度惡劣，沒有合同、沒有保險、沒有醫療保障。

辛格死后，數千名印度勞工舉著“為薩特南·辛格討回公道”的標語走上街頭。一位名叫古爾穆克·辛格的社區領袖在游行中憤怒地說：“他被當作一條狗一樣扔在了路邊。我們每天都被剝削，每天都要忍受這種屈辱，這一切必須結束。

我們來這里是為了工作，不是為了來送死的。”另一位名叫帕拉姆巴·辛格的工人說：“薩特南一天就死了，可我每一天都在死。因為我也是個被剝削的勞工。”他的眼睛在一次工傷中受了重傷，老板卻說沒合同，不肯帶他去醫院。

你看，這就是印度移民在歐洲面臨的現實。

一邊是少數精英拿著伊拉斯謨獎學金，在歐洲各國風光地讀書、旅行、存錢，在社交媒體上曬自己的美好生活；另一邊是成千上萬的普通印度人，在出租屋里被房東指著鼻子罵“臟”，在街頭被人叫囂著“滾回去”，在工廠和農田里過著近乎奴隸的日子，甚至連命都保不住。

這兩種截然相反的遭遇，其實指向的是同一個問題：歐洲到底歡不歡迎印度人？答案似乎也很分裂。歐洲缺勞動力，缺年輕的技術移民，需要人來交稅來支撐日益老化的社會結構，所以大門得開著。

但等到這些人真的來了，又會有人嫌他們搶了飯碗、占了福利、拉低了“生活質量”。這種矛盾的心態，在薩特南·辛格死去的那條路邊，在布爾布爾收到的房東郵件里，在斯瓦蒂·維爾馬被懟的那條都柏林街道上，一次又一次地上演。

那個印度學生拿著獎學金炫耀的視頻，只不過是給這堆早已燒得很旺的火又澆了一瓢油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