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六年四月九日晚上，內蒙古呼和浩特市一個十八歲的年輕工人跑進治安崗亭報案，稱在一處公共廁所內發現了一具女尸。

僅僅六十二天后，也就是當年的六月十日，這個名叫呼格吉勒圖的報案人，作為這起殺人案的兇手被押赴刑場執行了死刑。

從主動報警的普通市民變成被槍決的死刑犯，走完公安局偵查、檢察院審查起訴、市中級法院一審判決和自治區高級法院二審死刑核準全部法定流程，滿打滿算只有兩個月。

案件起點是呼和浩特第一毛紡織廠宿舍五十七棟平房西側的女公共廁所。當天晚上八點多，呼格吉勒圖與工友閆峰在卷煙廠附近的飯館吃完晚飯后返回工廠。

隨后，呼格吉勒圖前往第一毛紡廠宿舍區，發現了死者。他叫上閆峰一同前往現場確認。看到女尸后，呼格吉勒圖堅持要去報警。

治安崗亭的警察接報后趕到現場，呼格吉勒圖隨后被帶到新城區公安分局接受詢問。當晚十點多，工友閆峰也被警察從工廠帶走隔離審查。次日白天，閆峰在做完筆錄后被釋放，而呼格吉勒圖再也沒有走出過公安局的大門。

時任新城區公安分局副局長馮志明主導了這起案件的偵辦。辦案人員遵循了一個反推邏輯：如果這兩個男青年沒有參與作案，不可能提前知道女廁所里有死者并主動報案。

專案組將調查重點死死鎖定在呼格吉勒圖身上。警方出具的定罪證據鏈中，核心物證是呼格吉勒圖左手大拇指指甲縫里的微量附著物。

經法醫鑒定，該附著物為人血，血型為O型，與被害人楊姓女子的血型相同，而呼格吉勒圖本人的血型為A型。辦案人員僅憑這一項不具有唯一排他性的種類物鑒定結果，認定呼格吉勒圖就是殺人兇手。

案發現場遺留著更為直接的物證。死者體內留有兇手的精斑。只要提取呼格吉勒圖的體液與該精斑進行DNA比對，就能確認嫌疑人身份。

但參與辦案的公安干警并未推進這項核心物證的檢驗。警方的訊問筆錄與法醫出具的尸檢報告之間，存在大量無法吻合的事實硬傷。

呼格吉勒圖在供述中稱死者身高在一點六零米至一點六五米之間，留著長發、直發，案發時未穿外套，且講普通話。

客觀的尸體檢驗報告顯示，死者身高為一點五五米，短發且燙發，案發時穿著外套，多位證人也證實死者平時只講地方方言。

口供描述的作案手法是從背后捂嘴、掐脖子并向后拖拽被害人至廁所隔墻，這與尸檢報告中死者后縱隔大面積出血、擔在隔墻上懸空被扼頸致窒息死亡的現場物理狀態完全相悖。

面對口供與現場勘查結果的嚴重脫節以及核心物證的缺失，案件后續的審查程序全部失效。呼和浩特市人民檢察院的批捕處和公訴處快速完成了批捕和起訴手續。

一九九六年五月十七日，呼和浩特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一審判決，以故意殺人罪和流氓罪判處呼格吉勒圖死刑。

呼格吉勒圖提出上訴后，內蒙古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的法官在極短時間內走完二審程序，于六月五日核準死刑裁定。

六月十日，判決執行。這起事實不清的案件，在公檢法三家單位二十七名工作人員手中順暢地變成了死案。

九年后的二零零五年十月二十三日，呼和浩特市警方破獲了一起系列強奸殺人案。主犯趙志紅落網后，主動交代了十起命案，其中第一起便是一九九六年四月發生在第一毛紡廠女廁所的殺人案。

警方干警押解趙志紅前往案發地指認現場。當時第一毛紡廠的平房宿舍和女廁所已經被拆除，地形面貌徹底改變。

趙志紅依然準確地在空地上圈出了當年旱廁的具體位置，并交代了廁所內部男北女南的結構、隔離矮墻的高度以及作案時的具體細節。這些未經公開的內部勘查資料與當年的案卷記錄完全一致。

真兇落網讓呼格吉勒圖的父母看到了推翻原判的可能。從二零零五年底開始，李三仁和尚愛云連續九年向各級機關遞交申訴材料。

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十九日，內蒙古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正式決定對呼格吉勒圖案啟動再審。再審程序確認，原審判決認定的犯罪事實不清，證據不足。

原審被告人呼格吉勒圖的供述不穩定，且與其他證據存在不可排除的矛盾；證明其作案的血型鑒定等證據不具有排他性。

十二月十五日，內蒙古高院再審宣告呼格吉勒圖無罪，并向其家屬送達國家賠償決定書，支付各項賠償金共計兩百余萬元。

錯案平反后，追責程序展開。當年辦理該案的二十七名公檢法人員被集中處理。呼和浩特市公安局新城區分局的十二名警察、呼和浩特市人民檢察院的七名檢察官以及內蒙古高院、呼和浩特市中院的八名法官，分別受到黨內嚴重警告、行政記大過、行政記過等處分。

當年主導案件偵辦的馮志明，因牽涉其他職務犯罪被采取強制措施。二零一六年，馮志明因受賄罪、貪污罪、非法持有槍支彈藥罪以及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十八年。司法機關查明其非法持有多支槍支及彈藥，且有高達三千四百余萬元的巨額財產無法說明合法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