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 年 9 月，Amandla Thomas-Johnson 還是一名在美攻讀博士的留學生，他持學生簽證入境，在一次親巴勒斯坦抗議活動中短暫停留了幾分鐘。 2025 年 4 月，美國移民及海關執(zhí)法局（ICE）向Google發(fā)出行政傳票，要求調取他的賬戶數據；一個月后，Google在未事先通知他的情況下將相關信息交給了 ICE，打破了其近十年來對用戶的公開承諾，即在向執(zhí)法機構移交數據前會提前告知當事人。

電子前哨基金會（EFF）已向加州和紐約州總檢察長遞交投訴，要求對Google涉嫌在用戶數據問題上實施“欺騙性商業(yè)行為”展開調查。 EFF 指出，Google曾在政策中承諾，在接到包括行政傳票在內的法律程序要求時，會提前通知用戶，以便用戶有機會提出異議，而 Thomas-Johnson 案中這一保障被直接繞過。 EFF 的律師多年后才拿到相關傳票文本，發(fā)現 ICE 請求的雖主要是訂閱者信息、IP 地址、物理地址、會話時間等“元數據”，但這些碎片組合起來已足以繪制出詳細的監(jiān)控畫像，包括大致位置、居住地址以及與家人朋友通信的大致時間線。

Thomas-Johnson 在文中回憶稱，他原以為自己的“移民噩夢”在離開美國、從尼亞加拉瀑布口岸進入加拿大時就已經結束。 在特朗普政府治下，聯邦權力實際上被用來針對像他這樣的國際學生：聯邦探員曾上門找他，一名朋友在坦帕機場被扣留并被盤問其行蹤，這迫使他躲藏三個月，最終選擇離開美國。 他本人擁有英國和特立尼達和多巴哥雙重國籍，職業(yè)是記者兼博士生，從未被指控任何罪行，但他相信，一旦離開美國領土，就能擺脫美國當局的觸及——事實證明，他錯了。

幾周后，他在瑞士日內瓦收到了Google發(fā)來的看似例行的電子郵件，稱公司已向國土安全部移交了他的賬號數據。 起初他并不緊張，因為此前他的同事 Momodou Taal 曾在Google和Facebook交出數據前，提前收到傳票通知，最終在律師介入下，執(zhí)法機構撤回了請求。 然而，這次郵件措辭不同，語氣是“既成事實”：Google寫道“已經收到了來自執(zhí)法機構的法律程序請求，并據此交出了與你 Google 賬號相關的信息”，Thomas-Johnson 并未獲得任何事前告知或申訴機會。

他強調，這不該是事情正常的處理方式。 Google在公開政策中承諾會在將數據交給執(zhí)法機構前向用戶發(fā)出通知，以便用戶有機會挑戰(zhàn)請求，可在他的案例中這一承諾完全落空。 在他看來，這發(fā)生在一個針對參與受憲法保護的政治言論的學生的政府行動背景下，使得事件更顯嚴重。

這次經歷讓他清楚地意識到，任何人都可能成為執(zhí)法部門的目標，而掌握海量數據的科技公司則可能在其中扮演關鍵“協助者”。 當國家權力與企業(yè)數據、算法推斷結合在一起時，會形成一種難以察覺、更難以抗辯的監(jiān)控體系。 對他個人而言，后果并非抽象：盡管已經離開美國，他仍覺得無法真正擺脫美國政府的觸角，對未來的報道工作、回加勒比探親的旅行安全，以及自己是否已被“標記”為重點對象等問題充滿不安，卻難以追問究竟誰需要為這一切負責。

https://www.eff.org/deeplinks/2026/04/google-broke-its-promise-me-now-ice-has-my-da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