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根削減福利項目讓人養不起家，卻高喊保護胎兒，矛盾太明顯

1987年11月3日，在華盛頓特區白宮的藍廳招待會上，羅納德·里根與唐納德·特朗普握手。

六月的一天，我沿著加利福尼亞州西米谷蔥郁的山坡蜿蜒而上。在那里，美國第四十任總統正騎在馬背上沖我咧嘴笑。羅納德·里根看起來衣冠楚楚、神態輕松，健碩的身軀呈現出飽經風霜的棕綠色。

不知為何，他的牙齒閃爍著潔白的光芒。“一座雕像的牙齒怎么會這么白？”我一邊將租來的車停進擁擠的停車場，一邊暗自思忖。但如果在死后還有誰的牙齒能保持潔白，那一定是這位英俊的演員總統。禿鷲在已故總統的頭頂盤旋。或許，它們察覺到了羅納德·里根總統圖書館及博物館里殘留的血腥遺產。

我穿過一座西班牙風格莊園郁郁蔥蔥的庭院，從一位穿著紅色西裝外套、宛如老式電影院引座員的女士手中接過語音導覽器。隨后我便得知，在這個仿佛被詛咒的地方，我被迫參觀的第一個展品竟然是里根的全息投影。我手中的導覽器滲出了汗珠。我猛然想起那些反墮胎人士的警告，但為時已晚——為了撰寫《羅訴韋德案的殺手：我對墮胎權離奇消亡的調查》一書，我曾對他們進行過采訪。原來地獄真的存在，它就在南加州群山中這座裝有空調的豪宅里。

參觀的那周恰逢“六月節”。為了轉移對即將出現的幽靈投影的注意力，我開始觀察周圍的人群——有亞洲游客，也有德國游客。我暗自揣測，究竟是什么樣的人，會選擇在一年中的這個時候，來參觀一座為這樣一個男人設立的博物館？

回顧里根的政治生涯，其種族立場充滿爭議。1966年，他在首次競選加州州長時，就公開反對公平住房政策和《民權法案》。當時實行種族隔離的鮑勃·瓊斯大學明令禁止跨種族約會，他卻盛贊其為“偉大的機構”。后來，最高法院裁定取消該校的免稅地位，里根卻將唯一投下反對票的大法官提拔為首席大法官。

他曾稱聯合國的非洲代表為“猴子”，并利用“福利女王”這一帶有種族主義色彩的刻板印象，徹底扭曲了公眾對非裔和貧困女性的認知。這些舉動極大地疏遠了非裔群體，導致他在1984年競選連任時，僅獲得了9%的非裔美國人選票。

除了一個試圖強迫自己深呼吸以防萬一這里設有女權主義記者，還有誰會來到這個“地獄”？答案是：很多人。即使以疫情前的標準來看，這里平均每天能接待多達1500名游客，如今依然顯得擁擠不堪。父母們帶著孩子來參觀“星球大戰”展覽——這是一個將電影紀念品與里根核導彈防御系統混搭的奇特組合。游客們在20世紀80年代的“空軍一號”客機外拍照留念，旁邊還立著一個令人毛骨悚然的軍方助手人體模型。

但我很快發現，許多人來這里僅僅是因為他們熱愛里根。一位戴著印有里根頭像手表的講解員自稱是“里根的狂熱粉絲”。她告訴我，里根博物館是全國參觀人數最多的總統圖書館，而此時的我正絕望地考慮要不要從山坡上跳下去。如今，似乎每個人都成了里根的粉絲。

像我父母這樣的自由派民主黨人，開始懷念那個即使要削減聯邦政府職能，也至少會保持一定程度對正當程序尊重的“常態化”時代。甚至連那位“程序破壞者”唐納德·特朗普，也挪用了這位已故總統的口號“讓美國再次偉大”，并在2024年將自己的墮胎立場與里根相提并論以博取好感。

事實上，如果審視特朗普競選連任背后的力量，就會發現里根才是那個幕后操盤手。保守派智庫傳統基金會為特朗普第二個任期起草了臭名昭著的“2025計劃”藍圖，其中“里根”這個名字出現了70次。

里根最具深遠影響的成就，或許是鞏固了反墮胎運動與共和黨之間的政治聯盟。在里根上臺之前，墮胎尚未成為一個嚴格按黨派劃分的議題。正如學者普魯登斯·弗勞爾斯所指出的，由于天主教徒長期忠誠于民主黨，“直到20世紀80年代，普通的民主黨人往往比普通的共和黨人更有可能反對墮胎”。

1976年，共和黨全國委員會主席和第一夫人貝蒂·福特都支持墮胎權；但為了爭取天主教徒和社會保守派里根支持者的選票，共和黨在黨綱中加入了支持反墮胎憲法修正案的條款。1983年，反墮胎憲法修正案的最后一次嘗試因遭到三分之一參議院共和黨人的反對而宣告失敗。

里根將天主教會視為“政治反對派”，并試圖用符合自身保守派框架的話語來重新定義反墮胎事業。當得知美國天主教主教會議正在準備一份將反墮胎立場延伸至批判核軍備競賽的通諭時，里根政府匆忙采取行動，確保里根自己的反墮胎專著能夠搶先出版。

將免受墮胎侵害的權利凌駕于一切權利之上，使里根得以實施共和黨與反墮胎運動聯盟的第一個巨大矛盾：他在反對墮胎的同時，卻在大肆削減那些能讓人們撫養得起家庭的公共福利項目。最高法院在維持《海德修正案》的裁決中為這種矛盾提供了辯護，聲稱解決貧困問題不是聯邦政府的責任；貧困是個人的失敗，尋求墮胎者需要自己承擔后果。

里根還體現了這一政治聯盟的第二個決定性矛盾：他一邊宣稱要建立“小政府”，一邊卻不斷擴張政府對個人身體自主權的控制。畢竟，如果免受墮胎侵害是最重要的權利，那么捍衛這項權利就需要采取非常手段。

里根的“小政府”理念后來變得如此受歡迎，以至于民主黨總統比爾·克林頓在20世紀90年代也采納了這一邏輯。克林頓終結了“我們所熟知的福利制度”，將福利控制權下放給各州，并強制規定了工作要求和終身領取上限，從而徹底摧毀了社會安全網。

甚至連主流的墮胎權倡導團體也開始模仿里根的邏輯。正如威爾·薩萊坦在其著作《向右轉》中所述，1986年，一群支持選擇權的戰略家開始有意將墮胎權包裝成抵御“大政府”干預家庭的屏障。正是民意調查專家兼顧問哈里森·希克曼的焦點小組研究，引導美國全國墮胎權行動聯盟將墮胎問題包裝成保守派議題。他完全照搬了里根的策略，利用種族怨恨和對受害者的同情，使用關于政府干預和犯罪的保守派言辭，來贏取微弱的政治勝利。

安吉拉·戴維斯等非裔女權主義者曾警告說，如果將墮胎權與整體的女權主義議程割裂開來，它將淪為對經濟不平等的妥協，而非對抗。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支持選擇權的團體向里根式修辭的轉向，不幸印證了她的預言。時至今日，里根的陰影依然籠罩著這段歷史。

說到底，這場圍繞墮胎權的政治重排，是從里根時代就埋下的線，到了今天還在往外扯。它像是把一把本來該用來量人們日子過得好不好的尺子，硬生生只剩下一格，別的難處都被擠到邊上；可尺子變窄了，現實并不會跟著變簡單。里根留下的這套說法和做法還在美國政治里打轉，接下來會把事情帶到哪里，恐怕還得繼續往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