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海嬰痛斥叔叔周作人：祖母在世，沒盡贍養義務，死后倒去搶遺產

左起：周海嬰，許廣平，周海嬰妻子馬新云

90年代，魯迅的兒子周海嬰撰寫了一本書，書名為《魯迅與我七十年》，書里有一個章節專門回憶了魯迅的原配朱安。

在這個章節的后面部分，周海嬰講述了與朱安有關的一件鮮為人知的往事：1986年，北京魯迅博物館決定還原魯迅母親魯瑞臥室的原貌。在考證和分析魯瑞臥室布置陳設的過程中，工作人員發現魯瑞生前睡的床處于下落不明的狀態。

原來，魯瑞臥室里的床是一張紹興古式眠床。1943年，魯瑞去世后，朱安從她的房間搬到了婆婆的房間，一直住到1947年離開人世，而她睡的床一直是魯迅于1924年花12元錢購買的一架四尺竹床，魯瑞的床在她死后竟然神秘地不翼而飛了。

為了最大限度還原魯瑞的臥室，增進世人對魯瑞生活的了解，工作人員幾經輾轉，多方走訪，最終在周作人曾經的保姆關大媽家里找到了這張眠床。當被問及床的來歷時，關大媽說，當年離開周作人家時，周作人把這床送給了她。

講完這件事，周海嬰用近乎“揭露罪行”的口吻寫了這樣一段話：“由這段故事可以證明，祖母在世，周作人沒盡撫養老母親的義務，死后倒去搶遺產——除了這張紹興古式床還有許多衣物和日用品。”

對于對周家內情有所耳聞，但并不清楚細枝末節的人，讀到這些字字如刺、句句帶火的文字，簡直如同在這本書里窺見了魯迅遺屬和周作人之間的宿怨和鬩墻，仿佛一樁驚天秘聞在眼前轟然炸開，驚心動魄。

當然，周海嬰對周作人的怒火，絕非僅僅因為周作人不贍養老母親這一件事，而是魯迅一家和周作人一家積攢了多年的舊賬，包括1923年周作人強行霸占八道灣的房產，驅逐魯迅一家......一樁樁、一件件，年深日久地疊加在一起，最終讓周海嬰對親叔叔周作人只剩下徹骨的失望和不齒。

要講清楚魯迅一家和周作人一家的矛盾，需從1919年說起。

第二排左一：魯迅，第一排左一：周作人

第一排左三羽太信子

1919年2月，魯迅出售了浙江紹興周家祖上留下來的老宅，花費3500元購置了北京八道灣胡同11號的羅家三進院，帶著全家人搬到北平生活。

八道灣

八道灣魯迅臥室

在新家完全安頓好后，魯迅和弟弟周作人商量以后決定，從今以后，兄弟倆合家合戶，同居共財，兩個人的收入合為一體，共同承擔一大家人的生活開銷，一起孝敬母親魯瑞，讓守寡了23年、操勞了大半輩子的母親頤養天年，安安穩穩地度過余生。

由于魯迅的妻子朱安沒有受過教育，大字不識一個，沒有能力當家理事，合家后，當家的權柄便交到了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手里。魯迅每個月的收入除了買煙，剩下的幾乎全都交給羽太信子存起來做家用。

從此，羽太信子搖身一變，成為了周家的“財務主管”，掌管著全家人的生計。

左起：羽太信子，周作人，羽太童久

然而，背負著全家上下信任的羽太信子，壓根不懂什么叫勤儉持家、精打細算。相反，把住了錢袋子的她，儼然女王臨朝，睥睨一切，把家族的“聚寶盆”當作自己的私人金庫，花錢總是大手大腳，毫無節制。

雖然羽太信子和周作人只生了一兒兩女，可家里前前后后雇了6、7個傭人伺候；每天的飯菜有哪道不好吃的，羽太信子就命傭人撤下倒掉，吩咐家里的廚子重新炒一份新的；羽太信子的生活用品一律只用日本進口貨，有些東西在北京買不到日本貨，她也絕不降低標準，就算花再多錢，也要托人買到不可。只顧自己舒坦快活，完全不管掙錢有多么不容易。

作為丈夫，面對妻子的種種揮霍做派，周作人本應該站出來加以提醒，但他卻一直窩在自己的書齋“苦雨齋”里過著養尊處優、油瓶倒了都不扶的日子，從來不吭一聲、管一毫。

對于周作人來說，只要他院子里的清靜日子不受影響，不管發生了什么，他都能假裝沒有看見。毫不夸張的說，羽太信子能這么由著性子胡來，離不開周作人的默許和縱容。

因此，周家在外面辛苦掙錢的只有魯迅，由于羽太信子花錢不拿錢當錢，和周作人一家經濟合并后，魯迅身上的壓力越來越大了。

令人心寒的是，哪怕已經牢牢抓住了周家的錢袋子，羽太信子猶嫌不足。她還打起了這座三進院的主意，她要讓八道灣沒有別人，只住她和周作人。

羽太信子

1922年，羽太信子趕走了周建人一家。

有一種說法是，周建人搬出八道灣，是因為要到上海找工作，自行離開。但是，周海嬰在《魯迅與我七十年》這本書里寫了這樣一段話：“就這樣，在建人叔叔被趕走十個月后，她向父親下手了。”作為周家的后人，周海嬰的說法顯然更權威、可信度更高。

周建人和妻子王蘊如

1923年夏天，羽太信子又趕走了魯迅一家。至此，羽太信子終于把八道灣的院子據為己有。

對于二兒子周作人和兒媳羽太信子的自私、涼薄，身為母親的魯瑞既寒心又痛心，她不想跟他們生活在同一個屋檐下，選擇遠遠地躲開，和大兒子魯迅一起走。在臨走前，魯瑞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八道灣只有一個中國人了。”

周作人和羽太信子

1923年10月，魯迅又購置了北京宮門口西三條胡同21號的四合院。

被自己的親兄弟從自己的院子里攆出去，魯迅心里的滋味，難以言說。后來，他給自己取了一個筆名：“宴之敖”。

宴上面的“宀”代表家，中間的“日”代表日本，最下面的“女”代表女人，敖長得像“放逐”。這個筆名，正是他在無聲地控訴：“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

魯迅

雖然人被趕出了八道灣，但房契上的房主，依然是魯迅。

羽太信子和周作人能把魯迅轟出宅子，但只要魯迅在世，任他倆有多么想真正侵吞八道灣，也做不到將這座院子更名改姓。他們雖然霸占了八道灣的一磚一瓦、一墻一壁，卻始終名分不正，名實不符。

但是，1936年魯迅去世，那個阻礙他們真正擁有八道灣的人不在了，他們便開始迫不及待地篡改房契。

1919年，買下八道灣的三進院后，魯迅曾邀請了幾位紹興鄉親到場為證，立下一份協議，將這座院子一分為四：他、周作人、周建人各一份，母親魯瑞一份。母親魯瑞的那份，作為她晚年養老、看病、辦后事的保障。這件事，周作人自然是知道的。

魯瑞（中）和周建人（右）

魯瑞

1936年10月19日，魯迅去世。親哥哥才走沒多久，周作人便背著母親和弟弟周建人，私自擬定了一份協議，將八道灣的院子悄悄過戶到了自己名下。而這一切，尚在人世的魯瑞，以及周建人，許廣平統統被蒙在鼓里。

1947年6月29日，朱安去世，終年69年。不久后，常瑞麟作為許廣平的親密朋友奔赴北京，到西三條胡同清點魯迅留下來的遺物，才看到了魯迅當年立的協議的照片，立即告訴了許廣平。

在周作人真正侵吞了八道灣11年后，身為魯迅遺孀的許廣平，才知道這座院子有魯迅、周建人、魯瑞的一份。

周作人私自擬定的協議

這一年，魯瑞已經去世了4年之久。看到這張照片，許廣平被一種后知后覺的寒心擊中。

這張照片的存在，無疑是在訴說著一個道理：就算不論血緣、親情、孝心，就算只論這張協議，周作人既然侵吞了院子，就有贍養母親魯瑞的義務。

然而，回想起魯瑞晚年的種種，周作人卻是一直置母親于不顧的。

魯瑞晚年

許廣平和周海嬰

周作人獨占了八道灣的院子后，將多余的房間租給房客，一年收入不少租金。而且，他其他的收入也比較不錯，生活非常寬裕，幾乎沒有經濟負擔。

魯迅去世后，身在上海的許廣平不知道這張協議的存在，一個人扛起了照顧魯瑞和朱安的重任。當時，許廣平獨自一個人要拉扯年僅7歲的兒子周海嬰，還要負擔魯瑞和朱安的生活開銷，日子過得異常艱難。

有時候，手頭實在緊張，無法按時給身在北京的魯瑞和朱安寄去生活費，她便內疚得不行，在寫給魯瑞的信里，常常出現“供奉不豐”、“深感愧疚”這樣的字眼。

后來，哪怕魯瑞已經去世了很多年，許廣平只要一想起當年沒能照顧好魯瑞的晚年，她心里就止不住地難受。這份內疚，一直埋藏在許廣平心底，直到她生命的終點。

實在走投無路的時候，許廣平也曾提起筆給周作人寫信，希望他盡一盡為人子的孝心，分擔一些贍養魯瑞的責任。但是，信都石沉大海。

得知有這張協議的存在，被這種后知后覺的寒心擊中，許廣平更加體會到了周作人骨子里的涼薄。

許廣平和兒子周海嬰一家

著名教育家俞芳（1911—2012）是魯迅的鄰居，和魯迅母親魯瑞（1857年—1943年）情同祖孫，是魯瑞和朱安家庭生活最重要的目擊者之一。

許多年后，俞芳向周海嬰回憶：“自魯迅逝世至1937年底共十四個月，太師母（魯瑞）和朱安的生活費全部由許廣平承擔的。直到一九三八年一月開始，周作人才承擔太師母的生活費五十元。但是物價在飛漲，而生活費卻一直沒有增加，太師母過的日子自然很拮據了。尤其日寇侵占期間 ，周作人生活很富裕，出入汽車，家里開銷很大，可是對老母寡嫂的困難仍然不予理睬。”

魯瑞和朱安

左起：俞藻，俞芳，魯瑞，許羨蘇

對于二兒子周作人，魯瑞有過許多嘆息。

據俞芳回憶，魯瑞生前提起周作人的次數非常之多，她曾說過這樣一段話：“信子（羽太信子）到了北平，做了當家主婦，得寸進尺，似乎什么事都要聽她的，否則就生氣，發病，吵吵鬧鬧，全家不得安寧。可是這樣的次數多了，弄得老二也怕她，從此就處處順著她，種下了信子飛揚跋扈的根源。”

1936年，魯迅病逝，周作人請了宋紫佩先生一起前往西三條胡同，把噩耗帶給魯瑞。得到這樣一個晴天霹靂的消息，時年79歲的魯瑞悲痛欲絕，把晚年的全部希望寄托在了周作人身上。

那一天，魯瑞對周作人說：“老二，以后我全要靠你了。”只聽周作人回答：“我苦哉！我苦哉！”

后來，魯瑞向俞芳回憶這件事時，感嘆道：“老二實在不會說話，在這種場合，他應該說，‘大哥不幸去世，今后家里一切事，理應由我承擔，請母親放心。’，這樣說既安慰了我，又表明了他的責任。難道他說苦哉！苦哉！就能擺脫他養活我的責任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