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柳永不配思鄉。北宋沒發他思鄉證。
《八聲甘州》開篇就是“對瀟瀟暮雨灑江天”,一幅游子登高的蒼涼畫面。他寫“漸霜風凄緊,關河冷落”,寫“是處紅衰翠減”,寫“苒苒物華休”。字字是秋,句句是愁,通篇奔著一個“爭”字——“爭知我,倚闌干處,正恁凝愁”。
爭什么?爭一個“歸”字。
但北宋不給他這個資格。
二
柳永是什么人?景祐元年進士落第,從此絕了仕途正路。他不是士大夫,是被體制驅逐的棄子;不是士人,是“白衣卿相”的自嘲;不是游子,是無身份、無歸途、無根基的風塵客。他站在高處望故鄉,望的是士大夫的特權,是一個他永遠擠不進去的階層。
他在詞里僭越。
“望故鄉渺邈”,一個被科舉除名的人,一個混跡教坊為歌妓填詞的人,一個被清議踩在腳下的“浪子”,居然敢用“故鄉”這個詞。士大夫的鄉愁是家國情懷,是“去國懷鄉”的正當情感,是“日暮鄉關何處是”的身份確認。柳永的鄉愁是什么?是回不去的仕途,是被阻斷的階層上升通道,是一個底層文人對士大夫身份的絕望覬覦。
“歸思難收”四個字,暴露了他的不甘。他想的不是家,是身份;念的不是故土,是體制內的位置。他把自己包裝成一個思鄉的游子,但游子的前提是“有處可歸”。柳永歸去哪里?歸到錢塘老家繼續做布衣?歸到教坊繼續為歌妓寫艷詞?歸到那個永遠拒絕他的科舉體制?
他無處可歸。
三
拆穿這些意象,全是屈辱的僭越。
“登高”是自取其辱。士大夫登高,是“欲窮千里目”,是胸懷天下;柳永登高,是“倚闌干處”,是卑微的凝望。他站在高處,望的不是江山,是階層壁壘;嘆的不是興亡,是自己被擋在門外的命運。這登高不是豪邁,是跪著仰望一堵翻不過去的墻。
“關河冷落”是自作多情。他寫“關河”,寫“殘照”,寫“長江水”,好像自己是個憂國憂民的士人。但北宋的關河不需要他憂,長江水不需要他嘆。他被驅逐在體制之外,他的“憂”是無人傾聽,他的“嘆”是無人回應。空有才華,沒有話語權;空有情懷,沒有發聲的位置。
“佳人”是向下妥協。“想佳人、妝樓颙望”,他想象有一個女人在等他。這是底層文人的自我麻醉——既然回不去士大夫的階層,就在風月場里找一個“歸處”。但這“佳人”不是歸途,是逃避所;不是故鄉,是溫柔陷阱。他在詞里給自己造一個有人等待的幻覺,假裝自己還有處可歸。
四
柳永的思鄉,是階層突圍失敗的自我欺騙。士大夫有故鄉,因為他們有身份、有根基、有體制內的位置;柳永沒有。他被科舉除名,被清議排斥,被整個士族階層踩在腳下。他的“歸思”是對階層的絕望覬覦,是對身份的執念糾纏,是一個被拋棄者的不甘呻吟。
他不敢碰廟堂,只敢陷風月。這是北宋底層文人的集體懦弱,也是柳永的個人悲劇。他有才華,有抱負,有“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的狂傲,但這一切在體制面前不堪一擊。他只能在詞里造一個“故鄉”的幻象,在“佳人”的等待里找一點虛幻的慰藉,在“歸思”的自我感動中逃避現實的殘酷。
這是盛世對底層的碾壓。
五
北宋繁華,繁華的是士大夫,是汴京的士族,是科舉正途的幸運兒。柳永這樣的底層文人,是盛世繁華下的墊腳石,是“重文輕武”光環外的陰影。他們被體制制造,又被體制拋棄;被才華詛咒,又被階層阻隔。空有滿腹詩書,換不來一張“思鄉證”;空有千里鄉愁,歸不到一個屬于自己的位置。
不是不想家,是時代沒給他回家的資格。
六
柳永死在汴京,死時一貧如洗,據說是歌妓們湊錢安葬。他一生都在“歸”——歸到體制的懷抱,歸到士大夫的階層,歸到一個可以正當“思鄉”的位置。但他至死都沒歸成。
他的《八聲甘州》流傳千古,后人讀的是“漸霜風凄緊”的蒼涼,是“苒苒物華休”的傷感。但少有人記得,這蒼涼是一個底層文人的屈辱僭越,這傷感是一個被驅逐者的絕望呻吟。
北宋沒發他思鄉證,他卻偏要思。這是柳永的倔強,也是他的悲哀。
附:柳永(宋)《八聲甘州·對瀟瀟暮雨灑江天》
對瀟瀟暮雨灑江天,一番洗清秋。漸霜風凄緊,關河冷落,殘照當樓。是處紅衰翠減,苒苒物華休。唯有長江水,無語東流。
不忍登高臨遠,望故鄉渺邈,歸思難收。嘆年來蹤跡,何事苦淹留。想佳人、妝樓颙望,誤幾回、天際識歸舟。爭知我,倚闌干處,正恁凝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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