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網上有些文章，題目都取得很大。這個叫“制勝法庭”，那個叫“決戰法庭”。這都是律師寫的。有些開庭，看著很精彩，實際上沒什么作用，是純粹表演給當事人和家屬看的。有些開庭，當事人懵懵懂懂，家屬不明就里，但辦案機關已經聽的很明白了。

大家都想在法庭上取勝。但做到這點，主要靠的是什么呢？有觀點認為，靠律師取證，該賦予律師在刑事訴訟中更大的調查取證權利，與辦案機關的公權力形成制衡。有觀點認為，靠質證程序，因為審判以證據為中心，在質證環節把采納和排除的證據明確下來，案件也就大體有個眉目了。更多觀點認為，靠的是法庭辯論階段，律師慷慨激昂擲地有聲的發言。

這些觀點，都只抓住了刑事訴訟中的一個環節。實踐中，“你在這個環節取勝，我在另一個環節擊破”，“讓你防不勝防”。所以，你們在一些判決中發現，“我已經把道理說的很清楚了，但他們找了個理由給否定了。”

取勝的關鍵環節，須具備三個特點：一個是具有很強的容納性，所有其他環節的要點，都能在該環節展現，以此保證全面。另一個是具有很強的互動性，單純靠某個方面的自說自話，既沒有說服力，更不能保證真實。要通過多方互動保證客觀。還有一個是有很強的機動性，律師和當事人有較大發揮空間，而不是“帶著腳鐐跳舞”，以此保證占據先機。

同時具備上述三個特點的，是法庭調查中的發問環節。能夠在庭審過程中，容納質證、辯論環節要點的是發問；能夠體現互動和客觀的，是發問；能夠給律師和當事人更大機動空間，靈活發揮的，還是發問。

所以，庭審的最重要環節是法庭調查中的發問環節。把握好這個環節，有幾個要點：

一是，以案卷材料為依托而又不拘泥于案卷材料。

刑事訴訟法規定了律師的調查取證權利，但實踐中，對律師取得的證據很少采納。所以有觀點主張，要進一步保障和擴大律師這方面的權利。這沒有抓住問題的實質。

你去想一下，如果你是法官，你更相信偵查機關依照法定程序、全程錄音錄像、蓋著公章取得的證據；還是更相信律師和當事人作為私人提供的證據？你再去想一下，有多少案件，你的認識經歷了一個“去偽存真”的反轉過程？“自己都無法保證認識準確，怎么保證取證的真實？”

我們在刑事訴訟制度中所起的名字，都大同小異，只是根據不同主體的權限，略作了調整。就取證來看，對偵查機關來說，叫“收集證據”；對法院來說，叫“法庭調查”。律師收集證據的思路，不用另起爐灶，而是應當通過發問環節囊括在法庭調查之中。這樣，既保證了法律效力，又確保了客觀真實。

發問，既要以案卷材料為依托，又不要拘泥于案卷材料。把你想說的，案件存在疑點的地方，通過發問，在與當事人互動中，呈現出來。

這是把法庭調查與律師取證相結合，把法庭發問與律師取證相銜接后，對刑事訴訟制度的巧妙運用。

二是，層層遞進呈現案件真相，以對公訴人觀點形成制約。

公訴機關在法庭上對當事人的訊問，是有提綱的。根據職責需要，既不能超綱，更不能自由發揮。對比來看，律師對當事人的發問，機動性和靈活性更強。

發問環節，沒有范圍限定，沒有時間限制。“這還不撒丫子使勁嘚瑟？”把你想說的該說的，把當事人想表達的，設計好層層遞進的問題，統統容納進來，充分在法庭上展現出來。

誰的主動性、機動性和靈活性更大，誰就占據先機。在法庭辯論階段，“你說你的，我說我的”，能夠做到的只能是平衡。而在發問階段，律師能夠做到的是“沖鋒和制約”。

三是，跳出案件看案件，用好迂回策略。

很多問題，直來直去，不能保證客觀。比如：你問當事人，“你干了沒有？”，他說“我沒干”。再如：你問他“你的違法所得數額大體多少？”，他說“我也記不清楚了”。這樣直來直去的問題，沒有價值，也沒有趣味性。

對是不是他干的，你該問他“你當時在哪里？”、“和誰在一起”、“在干什么”、“有誰可以證明”、“有沒有電子消費記錄可以印證”，等等。

對違法所得數額，你該問他“營利模式是什么”、“同行業的大體利潤率多少”、“你們與同行業相比，有哪些優勢和劣勢”、“成本如何收回”，以及“你們股權結構”、“分紅賬單”，等等。

記得在重慶一個案件的辯護中，我問了當事人一個問題，他不懂、旁聽的家屬也不懂，還很納悶“怎么問這么一個問題”。在那個案子中，我要坐實的是他的自首。因為，從第一次被訊問，他就如實供述案件事實，并主動交代了一個境外代理人的情況。這個代理人的情況，成了定案關鍵證據，但由于涉外取證的限制，辦案機關并沒有找這個人取證。

“他連找都沒有找，而又成了定案關鍵證據，這不是明確證明了如實供述嗎？”

我問他：“境外代理人叫什么名字？”“男的女的？”

“他長得漂亮嗎？”

他說：“Mary黃，女的。”

“長相，這個、這個……”他有些不好意思的說：“我只能說氣質不錯。”

這種回答，既證明了這個代理人真實存在，更證明了當事人的如實供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