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輪巴以沖突中加沙民眾被困心理及啟示

2023年10月7日爆發的新一輪的巴以沖突，已造成6萬余名加沙民眾死亡、15萬余人受傷。其中，90%的加沙民眾被迫多次流離失所。大量住宅、醫院和學校等房屋遭到系統性摧毀，清潔水、食物等基本物資瀕臨耗盡。自2007年以來，加沙地帶一直受到以色列的非法軍事封鎖。這限制了人員和貨物的流動，造成了普遍貧困、失業以及對外界援助的嚴重依賴，盡管國際社會持續提供人道援助，但當地仍長期存在由惡劣生活條件引發的營養不良問題。同時，持續性的圍困與軍事行動，致使當地民眾長期處于一種系統性、結構性的被壓迫狀態中，這導致了巨大的群體性心理創傷。

加沙民眾被困心理具體表現

與其他戰爭導致的心理創傷存在本質差異，加沙民眾的被困心理并非簡單的“戰爭應激反應”，而是長期封鎖、反復沖突、經濟剝奪與社會瓦解共同作用的復雜結果，其持續性與深刻性遠超傳統戰爭創傷范疇。“被困”兼具物理與心理的雙重禁錮。物理層面上，民眾無法外出就醫、求學或尋求安全庇護；心理層面上，長期的不確定性催生出“生活停滯感”，青年被迫擱置教育與就業計劃，兒童將“結束戰爭”作為唯一夢想，這種對未來的徹底無望感，是短期戰爭創傷中罕見的心理特征。

研究表明，由于長期生活在暴力沖突和持續封鎖中，加沙被困人員的心理出現了一種特殊的精神痛苦，表現為整個人士氣和生活的崩潰，以及情緒的疲憊。也有研究證明，失業和由失業導致的貧困甚至比戰爭等創傷給加沙民眾造成的痛苦更大。民眾將“接受援助”視為尊嚴受損，這種由結構性暴力引發的“羞辱感”，遠超單純戰爭暴力帶來的心理沖擊，成為加沙民眾心理創傷的獨特維度。總而言之，由于長期的恐懼和失控感、對生活的絕望和道德的坍塌，被困者出現了嚴重的心理創傷，具體表現為焦慮、抑郁、創傷后應激障礙（PTSD）、仇恨等心理。

焦慮心理。焦慮源于個體對模糊或潛在威脅的認知評估，而非實際的危險，具體表現為災難化思維和過分概括化，進而形成惡性循環。在《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的采訪中，一名叫法拉杰的兒童向記者表示：“我沒有安全感，總覺得自己會成為下一個受害者。我總是在想，我會以什么方式死去。有時我問自己是否有機會正常地死去。”加沙本地心理醫生和機構的研究顯示，95%的加沙兒童因長期戰爭出現焦慮、尿床、抽搐等創傷癥狀，甚至2歲幼兒會因恐懼而無法正常學步。

抑郁心理。抑郁是一種在極端、持續壓力和創傷背景下，產生的以持久性情緒低落、興趣喪失、認知受損和生理機能失調為核心的心理障礙。由于以色列切斷了加沙地帶的水、電和燃料供應，加沙民眾一直面臨著生存的考驗，特別是食物短缺。2024年10月17日聯合國發布的最新報告顯示，整個加沙地帶面臨饑荒風險，約86%人口處于“極度嚴重”的饑餓狀態。持續的轟炸使民眾陷入慢性應激狀態，加之長期的封鎖和暴力沖突，讓他們對自我、世界和未來產生負面評價。有報道指出，巴以沖突給雙方兒童都造成了創傷。同時，由于遭遇封鎖和暴力威脅，加沙地區沒有綜合性醫療保健系統來維護民眾的身心健康，民眾難以獲得藥品等援助，這些因素的綜合作用讓民眾患上了群體性抑郁。

一名右腿被截肢、左腿受重傷的巴勒斯坦兒童

創傷后應激障礙。創傷后應激障礙是一種因暴露于極端戰爭創傷性事件，大腦與心理的生存防御系統出現功能性損傷和適應不良的綜合癥，這種心理創傷在兒童中尤為常見。2022年，一家非營利組織通過對500名兒童和160名家長進行采訪，發現80%的兒童有該種癥狀，患癥兒童中有大約一半的人表示考慮過自殺。2024年4月30日，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和工程處主任專員拉扎里尼表示，創傷后應激障礙已不足以形容加沙民眾遭受的精神創傷，他們的工作人員想出了一個新的詞語——“持續創傷應激障礙”。

仇恨心理。仇恨不僅僅是一種情緒，而是可被系統性地建構、維持和利用的核心心理工具。它促使個體對敵對群體的行為產生負性解讀，甚至將中立行為視為敵意。戰爭帶來的仇恨如植入社會的毒瘤，借助群體邊界（如民族、宗教）鞏固內部凝聚力，成為群體認同的核心，進一步加劇意識形態和身份的對立。這種對立容易引發直接暴力行為，甚至陷入復仇的惡性循環。仇恨情緒容易導致個體回避與群體接觸，加劇社會分裂，造成經濟和社會的結構性破壞，甚至被極端組織利用。

加沙民眾被困心理深層原因

根據戰爭心理學，戰爭環境下心理問題的成因復雜，加沙民眾的心理問題便是由個體、群體和社會文化等多維度因素共同作用的復雜結果。

加沙人民運載著生活用品

通過沿海公路向南撤離

個體層面原因。加沙民眾一直面臨著生存威脅，不安全感一直縈繞在他們心頭。在戰爭中，他們時刻承受生命威脅的壓力，這種持續的不安會導致焦慮和恐懼，特別是空襲警報和爆炸聲會引發強烈的應激反應。根據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安全需求是人的基本需求之一，而加沙民眾長期處于不安全環境中，戰爭又迫使個體不斷調動生存本能，時刻緊繃情緒和精神。長期的高壓容易超出人的心理承受能力，導致心理崩潰。

同時戰爭導致了數不清的分離與喪失。戰爭破壞了社會結構，讓民眾失去家園，削弱了民眾的歸屬感，使民眾產生了孤獨和無助的情緒，導致心理問題產生。由于長期暴露于轟炸、家園被毀、親人傷亡等極端暴力事件中，民眾出現了創傷后應激障礙、抑郁和焦慮。有研究指出，由于目睹了家園被破壞、家人和朋友被殺，甚至遭受過酷刑或被侵犯，26.29%的青春期前兒童患有PTSD。

群體層面原因。一方面是集體創傷與代際傳遞。封鎖、對進出加沙的貨物和人員流動的嚴格限制、對水電資源的使用和就業的限制，導致了糧食不安全、嚴重貧困、高度依賴援助和大范圍失業的艱難處境。醫療條件的落后、傳染病暴發失控、醫療系統的崩潰，導致了醫患群體的集體創傷。同時，戰爭會通過家庭和社會傳遞給下一代，特別是戰爭中出生的這代兒童，在成長的過程中極易繼承上一代的恐懼和創傷。長期暴力造成的累積創傷，對他們的心理健康和認知發展都產生了深遠影響。

另一方面是群體認同與排他性。戰爭會強化群體內部的認同感，并加劇對外的排斥情緒。加沙民眾在長期沖突中會形成更強烈的群體認同，導致對敵對群體產生強烈的仇恨情緒，而戰爭的宣傳更加劇了對立意識，容易引發仇恨和暴力行為。

社會文化層面原因。政治壓迫與不公平是長期存在的現狀。加沙沖突源于政治和領土爭端，資源爭奪和權力爭斗不僅是加沙沖突的主要誘因，更導致了其社會結構的嚴重不平等。長期的封鎖和限制，讓加沙民眾失去自由，強烈的政治壓迫和不平等感讓無助感與絕望情緒不斷積累與滋生。

其次是結構性絕望。加沙民眾渴望和平，但長期的政治僵局讓他們感到了絕望。文化沖突進一步導致了身份認同產生危機。同時，由于人道主義救援物資分配不合理，直接捐贈的方式讓一些民眾感到尊嚴受損，這導致了二次傷害。

加沙民眾被困心理的啟示建議

不良心理對巴以地區，尤其是加沙地帶和約旦河西岸的影響是深遠且多層次的。心理學專家通過當地人對痛苦的表達方式和習語，以及半結構化訪談和主題進行分析研究，揭示了結構性暴力和經濟壓迫的有害影響，并提出了應優先考慮提供人類安全和經濟安全的干預措施。同時，長期暴露在暴力和日常生活壓力中，會對心理健康和社會心理產生負面影響。研究表明，在加沙地帶的成人和兒童中，創傷事件的累計數量、經濟壓力，以及抑郁、焦慮和創傷后應激障礙的發病率均較高。

一位母親和她的孩子們

在整理房屋燒毀后家中殘留的物品

持續的生命威脅引發的廣泛焦慮，資源匱乏催生的普遍無助，以及社會割裂加劇導致的安全感喪失。這些心理困境不僅反映出個體在極端壓力下的心理韌性挑戰，也凸顯出國家層面系統性應對的緊迫性。

在個體應對層面，關鍵在于構建心理韌性緩沖機制，以緩解極端環境帶來的心理侵蝕。研究表明，保持社會聯結是緩解創傷的關鍵因素。首先，被困者應主動打破社交孤立，積極參與小型互助組織，維持家庭情感交流，將外部支持轉化為內在心理資源。社區互助、家庭情感支持或依靠共同信仰凝聚精神等社會聯結，能成為個體在動蕩中的“心理錨點”，從而減少內心無助感的蔓延。其次，個體需掌握碎片化的心理調節策略。在資源高度受限的環境中，通過設定可實現的日常目標來重建控制感，或借助回憶積極經歷、記錄生活片段等方式積累積極記憶的儲備，為對抗負面情緒提供內在素材。最后，情緒接納也極為重要。研究表明，過度壓抑恐懼、憤怒等情緒會加劇心理內耗，個體需正視情緒的合理性，避免因自我否定而陷入更深的心理困境。

從國家應對角度來看，關鍵在于構建多層次的心理支持與生存保障體系，從根源上緩解民眾的心理壓力。首先，需將基礎生存保障作為心理干預的前提。加沙民眾的心理危機與水電、食品、醫療等資源的短缺直接相關，優先推動人道主義通道的暢通，通過穩定資源供給，才能減少生存焦慮對心理的沖擊。同時，加快學校、醫院等公共設施的修復，不僅要恢復正常的社會功能，更要通過生活秩序的重建賦予民眾安全感。其次，需建立本土化的心理支持網絡。鑒于當地的文化背景與資源限制等因素，完全依賴外部心理援助難以持續。因此，需培育本土心理工作者，激活社區領袖引導作用，邀請加沙當地宗教人士、社區長老、教師擔任互助團體的“社區領袖”，培訓“社區領袖”掌握基礎心理疏導技巧，定期開展活動并融入宗教文化元素，并將心理支持融入社區服務、學校教育中。通過嵌入式心理干預，比如在難民營設立心理輔導角、在課堂中加入情緒疏導課程，讓心理服務觸達更多民眾；通過定期舉辦不同年齡、性別、背景的民眾互動，如組織居民共同制作巴勒斯坦傳統手工藝，激活跨群體的支持網絡，傳遞堅韌應對的正向能量。再次，培訓本土心理咨詢師。邀請國際知名的心理學專家，結合加沙地區的文化背景、宗教信仰和民眾心理特點，編寫本土化的培訓教材，并與加沙當地的教育、醫療機構合作，開展心理干預專業培訓項目。一方面，可以通過開通電話熱線、提供避難所和心理急救服務，以及對援助人員開展語言文化差異培訓，避免因救助者和受助者的語言不同，帶來二次傷害；另一方面，可以利用廣播、傳單等低成本傳播方式，普及基礎心理調節知識，幫助民眾掌握自我疏導的方法，防范心理問題的惡化。最后，需注重長期心理重建規劃，避免短期應對所帶來的局限性。加沙民眾的心理創傷具有累積性與延遲性，不能僅關注當下的緊急心理干預，還需將心理重建納入長期社會重建計劃。例如為創傷兒童設立專項康復計劃，為成人提供職業技能培訓以重建自我價值，或通過就業扶持等政策傳遞未來可期的信心，緩解長期不確定性帶來的心理消耗。

總之，個體的心理韌性并非孤立存在，需依托于自我調節與外部支持。國家的應對策略，既要能解決當下的生存危機，更要著眼于長期的心理與社會重建。只有個體努力與國家策略形成合力，才能在極端環境下最大程度緩解心理創傷，為民眾的心理康復與社會的穩定發展奠定基礎。巴勒斯坦人要實現心理層面真正的治愈，需要的遠不止是停火，只有個人恢復和社會重建，才能為未來的和平鋪設道路。

免責聲明：本文轉自軍事文摘，原作者許曉宇、包冬梅、劉偉超。文章內容系原作者個人觀點，本公眾號編譯/轉載僅為分享、傳達不同觀點，如有任何異議，歡迎聯系我們！

轉自丨軍事文摘

作者丨許曉宇、包冬梅、劉偉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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