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明代兵變有兩個高潮時期：
一個是嘉靖前期，大規模兵變就有是十多次，兩次大同兵變，遼東三地同時發生兵變；二是崇禎朝，兵變貫穿了整個崇禎時期，例如吳橋兵變、薊州兵變、遼東兵變等等。
而嘉靖前期的兵變，又以大同兵變最為慘烈，其為明代歷史上最為慘烈的兵變之一，其規模之大、持續時間之長、影響之深遠，均為前所罕見。
這場兵變始于嘉靖三年七月。起因是巡撫都御史張文錦修筑水口等五座堡壘，派遣二千五百名士卒攜家眷駐守。這些士卒本就不愿前往邊疆苦寒之地，張文錦又督促嚴急，終于激起兵變。叛卒聚眾包圍代王府，以焚燒王府相威脅，迫使代王交出張文錦。叛軍不僅殺死張文錦，還將其碎尸泄憤，繼而打開武庫、披甲胄、閉城門、焚燒鎮守總兵公署，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軍事割據體系。
更為嚴重的是，叛卒擁眾上萬，并以蒙古為援軍。他們與俺答汗等蒙古部落勾結，形成內外呼應之勢。明朝政府既無法以武力剿滅——叛軍據城而守，又有蒙古騎兵為外援；又難以招撫——叛卒自知罪大，恐遭秋后算賬。朝廷派兵部尚書金獻民、總兵官杭雄率軍征討，卻屢戰不利。叛卒甚至主動出擊，劫掠周邊州縣，氣焰十分囂張。
這場兵變前后持續數年，期間明朝數易將帥，耗費巨大。最終雖以招撫告終，但朝廷被迫接受叛卒條件，赦免其罪，許以優厚待遇。這種妥協雖暫時平息事態，卻開了惡劣先例——邊軍以兵變要挾朝廷，此后宣府、遼東等地兵變頻發，多有效仿大同之舉。
大同兵變的深層原因，在于正德至嘉靖之際邊防體系的崩壞。連歲兇荒導致軍糧久缺，米價騰貴；太監、文臣、武將層層盤剝，士卒生計艱難；而修筑工役、戍邊調遣又督促嚴急，終使怨憤累積，一觸即發。張文錦、李瑾等人皆以苛刻失士心，可謂死于自取，然其背后實是明代軍政體制積弊之總爆發。
此事對嘉靖朝邊防政策影響深遠。此后朝廷對邊軍多取姑息之策，將帥不敢嚴加管束，邊備日益廢弛。而叛卒與蒙古勾結之模式，亦為俺答汗日后長驅直入提供了內應之便。可以說，嘉靖前期的大同兵變，既是明代中期邊防危機的集中體現，也是此后數十年邊患頻仍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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