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沿導讀

據日經新聞指出，美國經濟歷史學家、《chip war》（芯片戰爭）作者克里斯·米勒以新聞形式撰寫了一篇名為《War of the Factories》（工廠戰爭）的文章。

文章表示美國正在大力推動尖端芯片制造業重回美國，并且在制造業回流的同時以出口管制的方法壓制中國技術發展。工業實力是國家的核心力量，中國作為“世界工廠”，一直在積極想辦法突破美國的封鎖，掌握先進的芯片制造技術。雙方的技術競爭已經從當初的“芯片戰爭”，轉變為如今的“工廠戰爭”。

工業體系

米勒在文章中提到了美國福特開創的流水線技術，雖然卡爾·本茨在1886年發明了世界上第一輛搭載引擎系統的三輪汽車，但是真正拉動全球汽車工業發展的標志性事件，還是福特公司在1908年推出的T型車流水線作業。

福特T型車憑借著零件通用、制造效率高等因素，其最終售價定在了260美元，讓汽車產品開始邁入市場化時代。從第一輛T型車誕生開始算，福特僅用了13年時間，在1921年實現了500萬輛的整車下線數量，占全球汽車總產量的56.6%。

又過了3年，福特T型車在1924年宣布第1000萬輛車下線，美國的工業體系進入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光時期。隨后日本、歐洲等國家的汽車品牌開始效仿福特的流水線作業模式，拉動本土汽車工業的發展。

米勒認為，在這個汽車工業剛剛繁榮的時期，工業實力就相當于國家的實力，美國也等同于是全球各國所效仿的目標。但是如今進入到了全球化技術時代，美國想要在這個時期復刻20世紀福特T型車的輝煌成就，其希望非常渺茫。

一方面是因為美國多年前已經將尖端芯片的制造能力離岸外包給了中國臺灣的臺積電，導致美國本土出現制造業空心化的窘境。

盡管美國近幾年大力推動制造業回流，甚至還迫使臺積電投入大量資源在美國建廠，讓其扶持英特爾發展制造業。但美國本土的基建水平、資源供給能力較中國臺灣地區差距較大，以至于臺積電美國工廠制造的尖端芯片在成本價格上面沒有市場競爭力。

另一方面也是因為美國對中國企業實施無理由的制裁限制，拉動盟友國家的企業一起對中國市場“說不”，這導致半導體產業全球化的平衡出現傾斜，甚至引發了中國對稀土以及鋰離子電池技術的出口管制。

這兩大產業的核心技術，例如稀土精煉、鋰離子電解液，一直被中國企業牢牢把控。盡管西方國家投入大量資源想要在這兩大產業上實現“去中國化”的制造體系，但是目前為止并沒有成功，其核心難點就是中國企業手中所申請的技術專利。

中國市場幾乎是全球任何一個巨頭企業都想要獲得的市場，無論是英特爾、高通、英偉達，還是應用材料、科磊、泛林這種設備供應商，又或者是荷蘭ASML、日本東京電子這些國際巨頭，中國市場常年占其總營收的20%甚至是30%以上，不與中國企業合作，對中國市場“說不”，就相當于主動放棄了這個穩定持續的經濟來源。

短時間來看，放棄中國市場不會對這些國際企業造成致命的經濟影響，但是從長遠來看，放棄中國市場絕對是一個不明智的選擇。

這也是英偉達創始人黃仁勛、荷蘭ASML總裁克里斯托弗·富凱堅持要與中國大陸企業合作的原因之一，就算不能銷售最先進的產品，也得銷售稍差一些的產品，否則中國企業將會投入大量資源研發自己的技術設備，進而逐步實現對海外設備的國產化替代。

制造業競爭

米勒在文章中提到了如今中美兩國代表性企業所存在的差異，美國IT企業的代表就是谷歌、蘋果、Meta、亞馬遜、微軟這五家企業，而中國則是百度、阿里巴巴、騰訊、華為這四家企業。

美企在操作系統、ai芯片領域具備優勢，并且其盈利能力強大。

而中企雖然實力也很強勁，但受限于美國政府的出口管制，在尖端芯片領域出現缺口。華為、百度、阿里均涉足ai芯片設計，但是本土晶圓廠缺少先進設備和制造技術，無法為國內企業提供足量的芯片產品，也無法支撐國內企業測試更高水平的芯片設計。

先進芯片的制造能力，是當下美國以及中國企業所競爭的關鍵節點。

據米勒此前出版的《chip war》指出，美國認為中企在美國的技術體系下設計自己的芯片，隨后還將搭載這種芯片的產品銷往全球，這已經對美國品牌造成了市場壓力，所以美國政府選擇對相應的中國企業實施制裁，企圖用這種方法來壓制中企的技術擴張能力。

在參加世界知識論壇時，米勒指出中國作為全球最大的制造業大國，在芯片供應鏈層面所產生的影響很小，這是一個脆弱點。

中國此前是芯片進口大國，這些芯片被用在了各行各業當中，但是中國不喜歡這個現狀。如果芯片供應被切斷，那么制造業體系會面臨癱瘓。所以中國用過去10年的努力，加速推動半導體產業的自給自足，這樣可以減少對外部技術的依賴，將風險降到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