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達電影,改名了。
4月19日晚間,萬達電影發布公告,公司名稱已由“萬達電影股份有限公司”變更為“儒意電影娛樂股份有限公司”,證券簡稱變更為“儒意電影”,4月20日起正式啟用。
線下,全國700多家萬達影城的門頭,暫時還掛著“萬達”兩個字,但上市公司的控股人,已經不再姓“王”。
隨著“儒意”取代“萬達”,王健林時代的最后一縷余暉,徹底消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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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健林時代
萬達電影的故事,要從2004年說起。那一年,王健林決定在萬達廣場里開電影院。
彼時,這一決策被很多人視為不務正業,“一個搞房地產的,湊什么電影的熱鬧?”
但王健林看得很清楚,電影院的本質不是電影生意,是流量生意。一個購物中心能不能火,關鍵看人流,而電影院是最穩定的人流發動機。把電影院開在萬達廣場里,觀眾看完電影順便逛街吃飯,整個商圈的消費就被激活了。
這套“場景-流量-變現”的商業邏輯,就是典型的萬達打法。憑借萬達廣場的全國擴張,萬達影院作為流量引擎迅速鋪開,以商業地產的規模邏輯在內容產業跑馬圈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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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十年,萬達電影,一路狂奔。2015年,萬達電影登陸A股,成為“中國院線第一股”。
那是王健林人生的巔峰時刻,也是萬達帝國的全盛時代。2013年到2017年,他三次登頂中國首富寶座,個人財富最高突破2000億元。
然而,靠地產紅利殺入電影圈的王健林,最終也因為地產的調整而被逼出局。
2.斷臂求生
轉折發生在2017年,那場席卷全行業的去杠桿風暴,給瘋狂擴張的萬達,按下了急剎車。
海外并購被點名,銀行信貸收緊,高杠桿堆起來的商業帝國,一夜之間面臨資金鏈斷裂的風險。王健林不得不開啟了中國商業史上最著名的一次斷臂求生,以637億元的價格,將13個文旅項目和77家酒店,打包賣給了孫宏斌的融創和李思廉的富力。
那場著名的交易發布會上,摔碎的玻璃杯聲,成了萬達帝國由盛轉衰的標志性聲響。當時很多人以為,這只是王健林的一次權宜之計,賣掉非核心資產回血,等風波過去,他依然是那個呼風喚雨的首富。
但沒人想到,這不是中場調整,而是漫長下坡路的開始。
疫情三年,成了壓垮萬達的又一根重石。影院停擺、商場限流,萬達最核心的兩大現金流來源——院線票房和商業租金,同時陷入冰封。而另一邊,地產行業的全面下行,讓萬達的高負債模式徹底走到了盡頭。
從2023年開始,王健林不得不重啟“賣賣賣”模式,而這一次他要賣的,是自己曾經最珍視的核心資產,萬達電影首當其沖。
2023年7月,上海儒意影視以22.62億元受讓萬達投資49%的股權;同年12月,儒意系再以21.55億元拿下萬達投資剩余51%股權,以總計44億元左右的代價,從王健林手中接過了這家國內院線龍頭的控制權。
到2024年4月,“儒意系”完成對萬達投資100%股權的收購,實際控制人由王健林變更為柯利明。
當時的交接還保留了一絲溫情與體面,公司名未變,王健林似乎還有旁觀指導的余地。但熟悉資本市場的人都知道,當控股權發生轉移,改名只是時間問題。
如今,“儒意電影”四個字徹底取代“萬達電影”,宣告了這場資本博弈的終局。
3.新主接盤
在王健林黯然離場的另一側,是一個完全不同的故事。
如果說王健林的退場帶著某種悲情色彩,那么接盤的柯利明,則是一個徹頭徹尾的“非典型玩家”。
柯利明,1982年出生,湖北黃岡人,早年留學澳大利亞主修風險管理學與貨幣銀行學,歸國后曾在香港的對沖基金管理公司任職。2009年,他跨界進入影視行業,將哥哥的廣告公司轉型為儒意影業,開始從事影視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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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王健林的地產思維不同,柯利明的打法更接近“金融+內容”。
在IP概念尚未火爆的年代,儒意便開始大量囤積優質小說的影視改編權,相繼拿下《北平無戰事》《瑯琊榜》《羋月傳》等頂級IP。
這一戰略,源于柯利明的金融風控思維——以低成本鎖定“風險前置資產”,為后續影視化奠定基礎。
此后,儒意出品了《致青春》《你好,李煥英》《消失的她》等爆款,迅速成長為影視內容制作的頭部力量。
2020年,儒意借殼港股恒騰網絡完成上市。但柯利明的野心不止于做內容,他需要渠道,需要線下的放映終端,而王健林恰好缺錢。
2023年,當萬達陷入流動性危機時,柯利明果斷出手,以總計約44億元的代價,分步吃下萬達投資100%股權,入主萬達電影。
一位80后金融男,就這樣完成了對“院線第一股”的全面接管。
4.迷霧重重
4月20日,儒意電影董事長陳祉希在發布的全員信中表示,未來將依托全國700多家直營影城和儒意系豐富的IP儲備,打造超級場景與超級IP。
此次更名背后,是柯利明試圖將上市公司從商業地產附屬品轉向影視娛樂內容公司的野心。但理想豐滿,現實骨感,萬達電影的更名,踩在了整個電影產業最焦慮的節點上。
2025年,中國電影市場累計票房518.32億元,同比增長21.95%。但這一數字的背后是極端的馬太效應,僅《哪吒之魔童鬧海》一部電影就貢獻了全年近30%的票房,全年過億影片僅51部,而2024年即便票房低迷,破億影片也有79部。
更令人擔憂的是內容供給端。
2025年電影開機數據僅約200部,而2024年有700部以上。萬達、博納、中影等傳統電影公司大幅收縮新片投資,華策、新麗等曾經積極進入電影市場的劇集公司也進入謹慎或退出階段。
與此同時,短視頻、短劇、游戲等新興娛樂形態正在重塑觀影習慣。在每年約400億至500億元的國產電影票房大盤中,制片方最終能分到的比例不足一半,行業整體投入至少高達300億元。
這意味著,電影行業在投資端已連續多年陷入結構性虧損,僅依靠票房分賬,已不足以支撐一家電影公司乃至整個產業的健康發展。
渠道的優勢正在被稀釋,內容的護城河尚未建起,行業的寒冬才剛剛開始。改名易,換命難,這正是儒意電影面臨的最大挑戰。
王健林的地產思維曾經橫掃一切,但最終被地產的反噬所擊倒。柯利明的內容基因或許代表了未來的方向,但前路依然迷霧重重。
有人退場,有人登場,時代的列車從不等待任何人。唯一可以確定的是,那個靠蓋商場就能壟斷院線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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