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戰爭：世界最關鍵技術的爭奪戰》是美國經濟史學家克里斯·米勒撰寫、蔡樹軍翻譯的科技類著作。該書以半導體產業全球分工為主線，追溯從冷戰至今的芯片技術發展歷程，闡釋芯片在現代軍事、經濟和地緣政治中的戰略地位。全書涵蓋美國通過技術博弈確立主導地位、臺灣半導體產業崛起、華為5G技術受限等案例，分析全球芯片短缺與供應鏈危機背后的國家競爭。書中提及美國《芯片法案》補貼政策、EUV光刻機研發困境等議題，揭示大國在人工智能與軍事技術領域的核心博弈。

芯片瓶頸

“我們正在競爭的一切”

英特爾首席執行官布萊恩·克扎尼奇無法掩飾他對中國在全球芯片產業中占據更大份額的擔憂。2015年，作為美國芯片行業貿易組織半導體行業協會的主席，克扎尼奇肩負著與美國政府官員交流的任務。通常，這意味著要求減少稅收或減少監管。這一次，話題不同了：說服美國政府對中國的大規模半導體補貼采取行動。美國的芯片公司都陷入了同樣的困境。對于幾乎每一家美國半導體公司來說，中國都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市場，因為這些公司的芯片會被直接銷售給中國客戶，或者在中國被組裝到智能手機或電腦上。

奧巴馬政府的官員習慣了鋼鐵或太陽能電池板等行業對中國的抱怨。他們認為，高科技本應是美國的專長，美國在這個領域具有競爭優勢。因此，當高級政府官員與克扎尼奇會面，并且感受到“他眼中明顯的恐懼感”時，他們很擔心。 當然，英特爾的首席執行官們有很長一段偏執的歷史。但現在，英特爾以及整個美國芯片行業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有理由感到擔憂。中國使美國太陽能電池板制造業停業。中國不能在半導體中做同樣的事情嗎？一位奧巴馬政府的官員擔心：“這個2500億美元的巨額基金將埋葬我們。” 他提到了中國中央和地方政府承諾支持本土芯片制造商的補貼。

到2015年左右，美國政府內部開始慢慢轉變。美國政府的貿易談判代表認為，中國的芯片補貼違反了國際協議。五角大樓緊張地注視著中國將計算能力應用于新武器系統的努力。美國情報機構和司法部認為，中國政府和其產業聯手，試圖趕走美國芯片公司。但美國科技政策的兩大支柱（擁抱全球化和“跑得更快”）已經根深蒂固，不僅是因為行業的游說，也是因為華盛頓智庫的共識。此外，華盛頓的大多數人不知道半導體是什么。一位參與這項工作的人士回憶道，奧巴馬政府在半導體方面進展緩慢，因為許多高級官員根本不認為芯片問題是一個重要問題。

因此，直到奧巴馬政府的最后幾天，美國政府才開始采取行動。2016年底，也就是當年美國總統大選前六天，美國商務部部長彭妮·普里茨克（Penny Pritzker）在華盛頓就半導體問題發表了高調演講：“半導體技術必須成為美國創造力的核心特征和經濟增長的驅動力，我們不能放棄我們的領導權。” 她譴責“不公平的貿易做法和大規模的、非市場化的國家干預”，并引用“中國基于政府利益而非商業目標收購公司和技術的新嘗試”，這是當時紫光收購熱潮引發的指控。

但由于奧巴馬政府剩下的時間不多，普里茨克也無能為力。當時的目的是引發一場討論，希望即將可能上任的希拉里·克林頓政府能夠繼續推進這場討論。普里茨克還命令美國商務部對半導體供應鏈進行研究，并承諾“利用一切機會向中國領導人明確表示，我們不會接受旨在影響這個行業的1500億美元產業政策”。大約在同一時間，美國白宮委托一群半導體高管和學者研究該行業的未來。他們在奧巴馬卸任前幾天發表了一份報告，敦促美國加倍實施現有戰略。 他們的主要建議是“以更快的速度贏得比賽”，這是可以從20世紀90年代復制和粘貼的建議。保持創新的必要性顯然很重要。摩爾定律的延續是競爭的必然。在過去的幾十年里，華盛頓認為自己“跑得更快”，但其對手已經擴大了市場份額，整個世界可怕地依賴于少數幾個脆弱的瓶頸，特別是中國臺灣地區。

在華盛頓和芯片行業，幾乎每個人都喝了自己關于全球化的“酷愛”（Kool-Aid）飲料。報紙和學者們說，全球化實際上是“全球性的”，技術擴散是不可阻擋的，其他國家不斷進步的技術能力符合美國的利益。即使不符合美國利益，也沒有什么可以阻止技術進步。奧巴馬政府的半導體報告宣稱：“在半導體產業全球化的世界里，單邊行動越來越無效。原則上，政策可以減緩技術的傳播，但不能阻止技術的傳播。”這些說法都沒有證據支持，只是簡單地被認為是真的。但芯片制造的“全球化”并未發生，取而代之的是“臺灣化”。技術并未擴散，而是被少數不可替代的公司壟斷。美國的科技政策被全球化的陳詞濫調束縛，盡管這些陳詞濫調很容易被證明是錯的。

美國在芯片制造、光刻機和其他領域的技術領先地位已經消退，因為華盛頓認為公司應該競爭，但是需要政府提供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如果每個國家的政府都同意這么做，一個自由公平的系統就會起作用。許多政府，特別是亞洲的政府，都積極支持其芯片產業。但美國官員發現，他們更容易忽視其他國家攫取芯片行業寶貴份額的努力，而選擇簡單模仿關于自由貿易和開放競爭的陳詞濫調。與此同時，美國的地位正在下降。

在華盛頓和硅谷的公司里，人們簡單地重復“多邊主義”“全球化”和“創新”等概念就更容易了。因為這些概念太空洞，不會冒犯任何有權力的人。芯片行業本身將大量游說資源用于重復關于該行業“全球化”程度的虛假陳詞。這些概念與美國單極時代指導兩黨官員的“自由國際主義”精神自然契合。當每個人都假裝合作是雙贏的時候，與外國公司和政府的見面會更加愉快。因此，華盛頓不斷告訴自己美國正在加快步伐，盲目地忽視了美國地位的惡化、中國能力的提升以及美國對中國臺灣和韓國的驚人依賴，而這種情況每年都變得更加突出。

但在美國政府內部，國家安全機構開始采納不同的觀點。美國政府的這一部分人被認為是偏執狂，因此美國安全官員對中國的科技產業和中國政府持懷疑態度就不足為奇了。許多美國官員擔心，中國對世界關鍵技術的影響力正在增長。他們還認為，中國將利用其作為世界主要電子產品制造商的地位，給電子產品留“后門”，就像美國幾十年來所做的那樣。設計未來武器的五角大樓官員開始意識到他們對半導體的依賴程度。與此同時，他們關注的是電信基礎設施，擔心美國盟友減少從歐洲和美國購買電信設備，而更多地從中興通訊和華為等中國公司購買。

多年來，美國情報部門一直對華為與中國政府的關系表示擔憂，但直到2015年左右，華為及其規模較小的同行中興通訊才開始引起公眾的關注。這兩家公司都銷售有競爭力的電信設備，中興通訊是國有企業，華為是私營企業，但美國官員指稱華為與政府關系密切。這兩家公司都花了幾十年的時間來反駁有關它們賄賂多個國家的官員以贏得合同的指控。 2016年，在奧巴馬政府的最后一年，兩者都被指控違反了美國的制裁法令，向受美國制裁的國家提供產品。

奧巴馬政府考慮對中興通訊實施金融制裁，這將切斷該公司進入國際銀行系統的渠道，但美國在2016年選擇了懲罰該公司，限制美國公司向其出售產品。 類似的出口管制以前主要針對軍事目標。但美國商務部也有廣泛的權力禁止民用技術的出口。中興通訊高度依賴其系統中的美國部件，尤其是美國芯片。2017年3月，在威脅實施限制之前，中興通訊與美國政府簽署了一項“認罪”協議，并支付了罰款，因此出口限制在生效之前就被取消了。 幾乎沒有人知道，禁止一家大型中國科技公司購買美國芯片的反應會有多么激烈。

中興通訊的“認罪”協議是在特朗普就職之際簽署的。特朗普一再抨擊中國 ，但他對政策細節幾乎沒有興趣，對技術也沒有興趣。他的重點是貿易和關稅，羅伯特·萊特希澤（Robert Lighthizer）等官員試圖減少雙邊貿易逆差，減緩離岸外包。但在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政治聚光燈下，由美國前記者、海軍陸戰隊隊員馬特·波廷格（Matt Pottinger）領導的少數謹慎官員正在改變美國對中國的政策，在這一過程中放棄了幾十年的技術政策。波廷格后來成為特朗普政府的副國家安全顧問。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對華鷹派”關注的不是關稅，而是中國的地緣政治議程及其技術基礎。他們認為，美國的地位已經被“危險地”削弱，華盛頓的不作為是罪魁禍首。在總統過渡期間，一位奧巴馬政府的官員曾對特朗普任命的官員說：“這真的很重要，但你無能為力。”

美國新政府里的“中國團隊”有不同意見。正如一位高級官員所說，他們得出的結論是，“我們在21世紀競爭的一切……都建立在對半導體掌握的基石上”。他們認為，不作為不是一個可行的選擇，“跑得更快”也不是一個可行的選擇，“跑得更快”是不作為的代名詞。 一位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官員表示，“對于我們來說，跑得更快會很好”，但由于中國“在推動技術更替方面的巨大影響力”，這一戰略沒有奏效。美國新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在技術政策上采取了一種更具戰斗力的零和方法。從美國財政部投資審查部門的官員到五角大樓軍事系統供應鏈的管理人員，美國政府的關鍵部門開始把重點放在半導體上，將其作為與中國打交道的戰略的一部分。

這讓半導體行業的領導者深感不安。他們想要得到政府的幫助，但害怕被報復。芯片行業很樂意降低稅收或減少監管，這兩者都會使芯片公司在美國做生意更有吸引力，但芯片行業不想改變跨國商業模式。硅谷的許多人討厭特朗普，這無濟于事。英特爾首席執行官克扎尼奇在特朗普作為總統候選人時同意為他舉行籌款活動，之后遭到了強烈反對。在加入美國白宮咨詢委員會后，克扎尼奇隨后辭去了該委員會的職務。 即使行業高管忽視特朗普的美國國內政策，特朗普的易變也讓他成了一個有問題的盟友。通過推特宣布關稅從來不是一種能給首席執行官留下深刻印象的策略。

但來自芯片行業的信息并不比特朗普政府自相矛盾的信息泄露更加合乎邏輯。在公開場合，半導體首席執行官及其游說者敦促美國新政府與中國合作，并且鼓勵中國遵守貿易協定。私下里，他們承認這一策略沒有希望，并擔心美國支持的中國競爭對手會通過犧牲其利益來攫取市場份額。整個芯片行業都依賴對中國的銷售，無論是像英特爾這樣的芯片制造商、高通這樣的無晶圓廠設計公司，還是像應用材料這樣的設備制造商。一位美國半導體高管諷刺地向一位白宮官員總結道：“我們的根本問題是，我們的頭號客戶是我們的頭牌競爭對手。”

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對華鷹派”得出結論，美國的半導體產業需要自我拯救。任憑股東和市場力量的一時興起，芯片公司都會慢慢不斷地把員工、技術和知識產權轉移到中國，直到硅谷被掏空。“對華鷹派”認為，美國需要一個更強有力的出口管制制度。這些人認為，華盛頓關于出口管制的討論被該行業劫持了，讓中國公司獲得了太多先進的芯片設計軟件和機器設備。美國政府官員列舉了美國商務部與游說反對出口管制的芯片行業律師事務所之間的旋轉門，盡管這些人也是美國政府中了解半導體供應鏈復雜性的少數人之一。特朗普政府官員認為，由于這扇旋轉門，法規允許太多的技術泄漏，削弱了美國相對于中國的優勢地位。

在時任總統特朗普推特的火爆和憤怒中，大多數人沒有注意到美國政府的不同部門（從國會到商務部，從白宮到五角大樓）正在以自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華盛頓從未見過的方式重新聚焦于半導體。媒體關注的焦點集中在特朗普與中國的貿易摩擦以及他謹慎宣布的關稅上調上，他最大限度地提高媒體關注度。特朗普對許多產品征收關稅，其中包括芯片，這使得一些分析師認為半導體問題主要是一個貿易問題。 但在美國政府的國家安全官僚機構中，總統的貿易摩擦和關稅被視為對正在進行的高風險技術斗爭的干擾。

2018年4月，隨著特朗普與中國的貿易摩擦升級，美國政府認定中興通訊向美國官員提供虛假信息違反了其“認罪”協議中的條款。 據一位助手稱，特朗普的商務部部長威爾伯·羅斯“非常個人”地處理此事，因為他在前一年參與了與中興通訊的談判。一位參與者表示，美國商務部開始重新對美國公司向中興通訊銷售產品施加限制，這一決定在“幾乎沒有人知道” 的情況下通過了官僚機構的審核。當這些規定重新出臺時，中興通訊購買美國半導體和其他產品的能力被再次切斷。如果美國不改變政策，那么中興通訊可能瀕臨破產。

但特朗普本人對貿易比對技術更感興趣。他簡單地把對中興通訊的潛在打擊當成與中國談判的籌碼。因此，當中國提議達成一份協議時，特朗普迫不及待地接受了這一提議，并在推特上表示，出于對中興通訊“很多中國員工將失去工作”的擔憂，他將找到一種方法讓中興通訊繼續經營下去。 很快，中興通訊同意支付另一筆“罰款”，以重新換取與美國供應商的聯系。特朗普認為他在貿易摩擦中獲得了影響力，盡管這被證明是虛幻的。華盛頓的“對華鷹派”認為，特朗普被美國財政部部長史蒂文·努欽（Steven Mnuchin）等官員騙了，努欽一再敦促特朗普向中國做出讓步。重要的是，中興通訊的傳奇故事表明了世界上所有主要科技公司對美國芯片的依賴程度。正如一位美國政府官員所說的，半導體不僅僅是“我們正在競爭的一切”的“基石”，也可能是毀滅性的強大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