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魯克印象》 第三章 走進德魯克的課堂

（一）

1999年12月31日，我的管理研修中心（BCMI）完成注冊。2000年4月17日，德魯克承諾免費做我的咨詢顧問。之后每隔一段時間，我們會向德魯克通報業務進展。大多時候，由我親自通報，也有幾次，我委托同事拜訪他，并向他通報。一次，我的同事對他說：「德魯克先生，我受邵先生委托向你report最近的工作。」德魯克說：「不要說report，沒人向我report。」同事改口說：「inform。」他說：「對，inform。」

研修中心的院長虛位以待，常務副院長是郭女士。她在巴布森（Babson College）拿到了MBA，又在哈佛進修過管理學。中心最初的那一年，我們甚至都沒有舉辦什么具體的課程和培訓。值得一提的只有兩件事：一是把人請進來，二是把人送出去。

2000年，我們請法蘭西斯?赫塞爾本和其他三位管理專家來中國做巡回演講。法蘭西斯是德魯克基金會的主席，曾經擔任美國女童子軍的CEO多年。在女童軍瀕臨破產的關頭，她為這個組織制定新使命，使之重新煥發生機。她成為美國知名的領導力典范，總統自由勛章的獲得者。德魯克那本《非營利組織的管理》曾把法蘭西斯的工作當成經典案例。巡回演講的第一站是北京，第二站是深圳，第三站東莞，第四站香港，每一場的聽眾都有好幾百人。東莞是當時中國最大的制造業中心，市長和市委書記親自出面，組織企業家和政府各部門的主管來聽。這在當時的中國，算是一件別開生面的事情。有很多人，就透過這次演講知道了彼得?德魯克這個人，以及領導力、使命、戰略、結構之類的管理概念。

除了舉辦巡回演講，中心也尋找教材，為開課做準備。當時我們找到德魯克的兩套錄像帶課程，《經理人與組織》和《有效的管理者》，還有Service Master的一套內部培訓課程《八項基本管理技能》。可是，誰能教這些課呢？郭女士提出，中心應該派人到克萊蒙特的德魯克管理研究生學院，直接跟著德魯克上課。至今我仍然感謝郭女士的提議。因為她說，最應該去上課的，就是作為創始人的我自己。

就這樣，我跟研修中心的那老師兩個人，走進了德魯克的課堂。

（二）

在克萊蒙特，我們上了一個學期，14周課。課程一共有三門，約瑟夫?馬齊里洛講授的「德魯克論管理」占四學分，德魯克教的兩門課，每門各占兩學分。

上課地點在德魯克管理研究生學院的階梯教室。每次上課，我跟那老師都盡量早來，坐在第一排。我因為英文差，得到德魯克同意之后，我上課時帶著錄音機。即便身邊還坐著翻譯羅先生，在課堂上我也聽不懂太多東西。主要的學習，要等到課后聽錄音、讀文獻。當時德魯克指定的閱讀文獻，其中一本，是他寫的《21世紀的管理挑戰》。

教室很大，能容納六、七十人，每次都坐滿。聽眾有些是年輕的MBA學生，有些是上班族，有的頭發都白了。為了配合這些上班族，德魯克的課安排在周六晚上。

教室一側會擺一些三明治和飲品，是給那些上班族預備的。他們下班之后開車過來，吃幾口東西就上課。德魯克也吃。他坐下，拿起一個漢堡就啃。老人家吃東西不那么利落，吃得滿嘴沫子，隨手擦擦，就開講了。

如果某堂課校方需要錄像，德魯克會事先詢問同學們介不介意，因為他們也會被錄進去。這是他的禮貌。

德魯克上課，不寫板書，更不用幻燈片，甚至連方便學生記錄的「1、2、3」大綱也沒有。因為高齡，他是坐下來講的，而且每堂課只有兩小時，別的教授例行是三小時。但往往他一開口，就是三、四十分鐘；他背靠著一張課桌，偶爾回頭，拿起桌上的紙看一下，轉過身接著講。桌上除了那張寫了提示詞的紙，還有他從手腕上脫下來的日本精工手表，有時他會抓在手中把玩，也控制著上課時間。有一次，他一口氣講了兩個多小時，還不下課，也不見收尾的意思。快到三個小時了，他突然大喊一聲：「啊呀，我看錯表了，今天就到這兒！」引起一片哄堂大笑。

今天這個時代，不管美國、香港、臺灣，還是中國，學校里都講究翻轉課堂，或者說以學生為中心。有些教育專家主張：一堂課，如果老師每次連續演講超過15分鐘，就是失敗的。德魯克不管這些。他的風格，就是那種老派的課堂。有時，他講著講著忽然丟出一個問題。第一個學生答了幾句，他說，你錯了。第二個學生再答，他說，你錯了。等到沒有學生再答，他會說：「You are all wrong.」（你們都錯了。）

然后給出他的見解。

這樣的師生互動，在今天，可能已經成為禁忌。但這就是德魯克。

（三）

聽德魯克的課不是一件輕松的事。這倒不是因為我英文程度不夠而覺得困難。他的課，對所有聽眾都是挑戰。

每次上課，他會首先用三兩句話說明今天要探討的問題，接著就信馬游疆地開談。他可能忽然提起昨天的報紙頭條，又從新聞轉到他鄰居的生活和消費方式。過了一會兒，你發現他的話題已經從鄰居跳到了奧匈帝國。再過一會兒，他又從古希臘引出工業革命和獨立戰爭。

他講的時候，教室非常安靜。我環顧周圍，大家都凝神靜氣地聽，也都一臉茫然。誰都知道正在海闊天空講話的人是一位大師，誰都不知道他為什么要講這些：昨天的新聞跟奧匈帝國有什么關系，獨立戰爭又跟管理學有什么關系。幾十分鐘過去了，德魯克忽然話鋒一轉，回到開始的問題，一下子拎出連結所有這些故事那條背后的主線。這時，我們才恍然大悟：原來如此，我怎么沒想到呢！

時間久了，我覺得聽德魯克講課，像是欣賞高手作畫。每堂課，他都要為你畫一棵樹。那個問題，是樹的根。可是，他不會規規矩矩從根畫起。他先給你展示一片葉子，然后跳到另一片葉子；一會兒停在這一枝，一會兒又飛到那一枝，偶爾描兩下樹干。逐漸的，他帶著你把這些點、線、面連起來，一棵樹就忽然顯形了。他一路天馬行空地講故事，你會茫然不知所措。可是忽然有那么一刻，你自己發現了一棵樹，一棵有根的樹。我觀察，每當到了這棵樹顯形的一刻，教室里的氣氛會有變化。大家都長舒一口氣。

聽德魯克講課，你必須先跟著他走進迷霧，再跟著他從迷霧里走出來。在迷霧里進進出出，不是他的目的。他的目的，是幫你重新發現事情之間的關聯，這樣你就能用新的眼光看待世界。比如，他在課上談到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

馬克思說，商品的價值來自工人的血汗勞動。德魯克說，馬克思是不承認腦力勞動的。馬克思最多承認技術可以提高生產效率。因為有了滑輪、杠桿，工人在同樣的單位時間里可以創造更多價值。但是馬克思只看到這里。除了工人的勞動之外，馬克思和恩格斯都看不到工廠、車間的管理也可以提高生產力，看不到商品制造之外的市場開發也可以創造價值，更不明白企業家行為的功能和貢獻。盡管恩格斯自己做過工廠的主管，但他們的理論里根本不能容納這些。因為這跟他們所描述的階級對立和沖突是不相容的。

講到這里，德魯克就會拿起那塊精工表，問大家：「你們看這只表，知道它的出廠成本占售價的幾成嗎？」有人說占一半，有人說占三分之一，有人說最少占五分之一。這時，德魯克會拋出那句經典的總結：「You are all wrong.」

正確答案是7％～8％。德魯克說，這就是制造行為在商品價值中的貢獻比例。一只手表的主要價值在什么時候產生呢？有人把它生產出來，然后有人把它賣給真正需要的人。這個時候，手表的價值就在增加。僅僅從這一點來看，就可以知道商人并不是剝削者，商人是創造價值的。盡管過去的貨郎只是把一件貨物從出產的地方帶到短缺的地方，他也在創造價值。因為他為商品找到了需求者。

德魯克說：「馬克思對勞動價值有很深入的研究。馬克思的問題，在于他的視野并不完整。工廠里，工人把鋼鐵、玻璃、陶土、塑膠改變形態，變成一個杯子、盤子、一只表。這個transformation的過程，馬克思看得很清楚。但這不是事情的全部。

一只手表造出來，你要為它尋找客戶，開拓市場。這是一個創造價值的過程。還不止于此。早在生產之前，你就得通過調查、研發、設計，依照客戶的需求確定究竟生產什么，生產多少。這需要企業家在生產之前，就對市場、客戶、產品、生意有基本的判斷和定位。這是真正的創造過程。」

德魯克指著那只表說：「這就是為什么勞動價值理論不足以幫助我們理解商品的價值。」

德魯克對馬克思理論的具象化解釋，是為了幫聽眾清理根深蒂固的陳舊假設。還有一些時候，他會對未來做出預判。他從來不認為自己是未來學家。他對未來的預判，總是依據已經發生的現實。比如，他在課堂上宣稱，21世紀有兩樣科技創新能夠帶來生產力的巨大變革。一個是信息科技，一個是生物科技。在提到信息科技的時候，他判斷電子商務（E-commerce）會率先在不久之后，造成巨大的經濟、社會和生活方式的改變。如今看來，他的這些判斷，驚人地準確。

（四）

盡管我向德魯克尋求幫助的目的是辦學，但我并非學院中人。我不知道依照美國或世界通行的標準，德魯克是不是一個好的老師。我問過他。他自己回答：「不是。」

不過，就像他思考所有重要問題那樣，他從來沒有把教學當成一樁獨立的事情去看待。在他那里，教學、咨詢、寫作，是一個相互關聯的整體。

2001年6月13日，我參加德魯克基金會合作伙伴會議。會上，德魯克發表演講，主題是討論21世紀會發生哪些趨勢性的變化。德魯克的演講跟講課的方式如出一轍。他主要分析了巴西、墨西哥、印度、中國四個國家的社會和經濟趨勢。但整個演講，時而轉向蘇聯、時而轉向歐洲，有時回顧技術發明史，有時回顧經濟思想史，有時也提起他自己的個人經歷。我記得，在舉了很多例子之后，他忽然問：「你們對這些事情感興趣嗎？我是不是讓你們感到乏味了？」

當然，問過之后，他繼續講。直至思路告一段落，他才停下來，向聽眾坦誠：「是否講得有道理，我還不知道。我還在研究這個問題，我必須得聽我自己講一遍。」

不久之后，他的演講變成文章，題目是〈下一個社會〉，也就是他那本《下一個社會的管理》的結語部分。

對德魯克來說，教學、演講其實是一種工作方法。他要透過講課為自己梳理思路，也透過講課測試聽眾的反應，還會同時從聽眾那里吸收有用的新素材。他的工作方式是這樣的：確定一個研究課題之后，他先列出一個大綱，然后就開始講課，并且在講課的過程中收集反饋和案例。他自己就是講課的首席聽眾。一旦通過反覆測試找到更準確、更完整的脈絡，他就會把已有的素材組織成文成書。據我所知，他那本《創新與創業精神》就是這么寫出來的。

我不知道德魯克關于「好老師」的標準是什么。至少，我認為他是一位有效的老師。一來，他的教學促成了那些偉大的著作；二來，很多學生跟我一樣，從他的課堂獲得一種新的世界觀。

（五）

德魯克不要求學生記筆記，但對作業非常重視。那學期，他教兩門課，都要求學生提交論文。早在開課的時候，他就給定了主題，連行數、頁數、字數都規定了范圍。他的一門課是28個學時，分為14節課，上到第四、五節課，他就開始催學生們交作業。

那年他已91歲了，但每份作業都會看，而且批改得極認真。記得一個學生坐在我旁邊，翻看經德魯克批改的論文，幾乎每一頁都有一個大大的叉子，那是表示整頁都與主題無關的意思。他翻到最后，終于找到兩頁紙沒打叉子，那表示這些內容還有些價值。德魯克不留情面，學生也并不覺得受傷。

我沒讀過大學，也從沒寫過論文。所以一直拖著，直到最后期限臨近，才熬夜寫稿。我先寫出中文稿，請我的翻譯羅先生譯成英文。為免他誤解我的意思，我還要一邊查字典，一邊逐字審讀英文稿。一篇作業寫下來，著實費了些功夫。

德魯克的批改發了下來，他給了我A plus（A+），論文末尾，他寫了一句總評：「This is first class paper and most inspiring.」（這是一篇很優秀的論文，也非常有啟發性。）

隨后幾天，我在校園里兩次碰上德魯克，他都拉住我，重復說「beautiful paper!」

一個沒受過高等教育的人，能得到大師的稱贊，我當然是高興的。德魯克的贊許也讓我多少增加了學習的信心。不過，高興之余，我也有困惑。我在作業里寫的，是自己對中國社會和企業的一些樸素觀察。我不清楚究竟是哪點打動了德魯克，讓他給出這么高的評價。

論文里，德魯克在兩處劃了線，并且寫了評語。

一處是，我談了自己對企業創始人的看法。我認為，企業的創始人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決定做什么，不做什么，用什么人，不用什么人，和誰合作，不和誰合作。我也談到，在年過50的時候，是不是該考慮從位子上退下來，讓更年輕的人去做。在那段關于創始人職責的話底下，德魯克劃了線。在關于是否繼續領導公司的思考旁邊，德魯克寫了批語。他說：「你應該重新考慮這件事，因為50歲正是一個人最有生產力的時候。」

另一個地方，我分析了自己的長處和短處，也借著這個分析描述了我這一代私營企業家的背景和處境。

我說我是一個沒有受過很好教育的人。剛讀到高一，就遇上文化大革命，后來也沒有機會繼續深造。這是我的短處。而我的長處是，在一個變革的時代，我有把看似不可能的事做成的經驗和能力。我在作業里提到廣州、深圳、東莞的社會變遷。這些地方外資企業、民營企業發展得很快。粗略估計，在上世紀90年代末，珠三角一帶的民營企業，就有30萬到50萬家。這些企業，可以為很多人提供工作機會，可以對社會資源進行整合和配置。這些企業家對自己的事業擁有決策權，因此也就形成一個個的權力中心。這在中國社會，是一件全新的事情。這些新的組織，打破了從前那種政府一家獨大，對資源、工作、財富全面掌控和分配的壟斷。而我自己，就是在經營這樣一個獨立自主的機構。我們的機構表現如何，不只影響機構內部人員的生活，也會影響我們的客戶，甚至對整個社會都有間接影響。

在那段關于受教育程度的自我評價下面，德魯克也劃了線，他的批語是：「I disagree. You are well educated but school educated.」（我不同意。你的確受過良好教育，只是不是學校教育。）

當年，我還不知道德魯克寫過一篇《受過良好教育的人》，當然也不知道他早就把「受過教育」和「受過學校教育」區分開來，更不知道他在那篇文章里提到，一個人的知識和價值觀「必須和世界有關，否則只是華而不實」。

我不能完全理解德魯克何以在幾次見面之后就主動承諾為我提供免費幫助，也不能完全理解德魯克何以給一篇急就而成的作業如此高的評價。這兩件事，讓我深感榮幸，也讓我納悶了很多年。隨著交往的深入我才慢慢了解，德魯克關心的是未來的中國往何處去，以及，將由什么人推動這一進程。

（六）

有幸上了德魯克兩門課，但我只提交了一份作業。第二門課結課的日子，是圣誕節之后。而那段時間，我必須回國，操持法蘭西斯巡回演講的事情。

記得圣誕節之前的課上，德魯克發了通脾氣。他抱怨有的同學遲遲不交論文：　　「我要告訴你們，如果你們早交一點，我有時間給你們意見，你們也有時間改過。再過兩天就是圣誕節，那時我是絕對不看你們的論文的。」

德魯克發脾氣的時候，我就坐在第一排。我分明覺得，他老花鏡后面的眼睛一直盯著我。

下課后，我走到他面前：「德魯克先生，我非常非常抱歉，到現在也沒能提交作業。但我很可能真的交不上這份作業了。因為今天課后，我就得連夜飛回北京，主持法蘭西斯的下一場演講。」

德魯克說：「可我剛才并沒有說你啊。」

我說：「我怎么覺得你剛剛就是在盯著我。」

德魯克笑了：「比起交給我的論文，你現在要做的事情更重要，盡管我很愿意再次讀到你的文章。」

這是我在德魯克先生的課堂上的最后一課。那篇作業，終究還是沒能提交。多年之后，我把自己對德魯克學問的粗淺理解整理成幾篇文章。我是把它們當成遲到的作業來寫的。可惜，再也得不到德魯克先生的批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