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癌中之王”到“可長期管理”的新希望

在中國，肝癌（主要是肝細胞癌）一直是人們談之色變的疾病之一。國家癌癥中心的數據顯示，2022年我國原發性肝癌發病人數位列各種癌癥新發病人數第4位，發病率位列第5位；死亡人數和死亡率均位列第2位。肝細胞癌是原發性肝癌最常見的病理類型。這意味著它的發病不算最常見，卻奪走了太多生命。整體5年生存率大約只有14%左右，即使手術后，5年生存率也僅在40%—60%之間。許多患者確診時已處于中晚期，早期發現率只有20%—30%。

肝癌之所以“狡猾”源于早期癥狀往往不明顯，很多人直到肚子不舒服、乏力或體檢意外發現時，腫瘤已經較大。中國的肝癌患者有個鮮明的特點，約80%與乙型肝炎病毒（乙肝）感染相關，乙肝病毒會長期損害肝臟，導致肝硬化，最終可能發展為肝癌。食用黃曲霉素污染的食物、酗酒、代謝相關脂肪性肝炎（如脂肪肝）等也是重要誘因。

中國科學院院士、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名譽院長樊嘉強調，預防和早期篩查能大幅改變腫瘤患者的結局。早發現、早診斷、早治療“三早”原則是關鍵。高危人群（乙肝病毒感染者、肝硬化患者、長期飲酒或有脂肪肝者）千萬不要等癥狀出現再行動：普通人建議每年體檢一次；乙肝病毒陽性或有肝病史的人，最好每半年做一次肝臟超聲和甲胎蛋白（AFP）檢查。這樣，很多肝癌能在早期被篩查出來，早期肝癌的治療效果遠好于晚期，5年生存率有望提高。

許多中國患者在腫瘤發生前就已存在基礎肝病，而這種“基礎肝病與惡性腫瘤并存”的狀態，使肝癌的診斷、治療和長期管理更加復雜，對藥物安全性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錢塘學者、錢塘高等研究院臨床醫學研究所所長秦叔逵教授指出，多數傳統化學藥物對肝細胞癌的療效有限。含奧沙利鉑方案的系統化療方案的出現，一定程度上拓展了肝細胞癌的治療選擇，但從整體來看其客觀有效率和生存獲益仍然相對有限。此外，靶向治療藥物的應用是肝癌診療的又一重要進展，其可通過抗血管生成等作用機制在一定程度上緩解癥狀并延長生存，但單藥治療的獲益仍存在局限。

這些年，情況發生了深刻變化。中國肝癌外科治療早已走在世界前列，許多專家團隊在手術、介入消融等領域積累了豐富經驗。但更大的進步來自系統治療，尤其是藥物領域的創新。從2007年首個分子靶向藥物問世，到免疫檢查點抑制劑（PD-1/PD-L1單抗、CTLA-4單抗）的應用，肝癌治療格局被徹底改變。樊嘉院士解釋道，肝細胞癌免疫微環境復雜，腫瘤細胞可通過多種途徑抑制免疫反應。而雙免治療通過作用于免疫反應的不同環節，可協同增強免疫系統對腫瘤的識別和殺傷能力，從而提高治療的持續性和穩定性。秦叔逵教授生動地比喻道，雙免治療一方面通過CTLA 4單抗“松開剎車”，解除免疫抑制；另一方面通過PD-1/PD-L1單抗“踩下油門”，增強T細胞的殺傷作用，兩者相輔相成，提升抗腫瘤免疫效應。

單獨使用免疫藥物效果有限（約15%—20%腫瘤可被有效控制），但雙免或免疫聯合靶向藥物（抗血管生成等）、介入治療、放療等，效果明顯提升。臨床觀察顯示，部分晚期患者的中位生存期已從過去的幾個月，延長到兩年甚至更長。治療目標不再只是“延緩死亡”，而是追求“控制疾病、延長高質量生存，甚至爭取臨床治愈”。雙免治療的出現及其背后的臨床數據的支撐，帶來的獲益已不僅體現在癥狀改善或短期生存延長上，更表現為生存時間尺度的變化。秦叔逵教授形象地比喻：過去肝癌生存以“天”或“月”計算，如今許多患者能以“年”為單位規劃生活。這得益于多學科協作（MDT），把手術、介入、靶向、免疫等手段有機結合。

中國學者不僅在本土實踐，還積極為全球貢獻智慧。《新英格蘭醫學雜志》曾經發表了由中山醫院團隊完成的新輔助治療可切除高危肝內膽管癌（ICC）的研究成果，這是國際上首個針對高危可切除ICC的多中心隨機對照新輔助治療研究。樊嘉院士等專家牽頭，在《柳葉刀》雜志發表了肝癌防治重大報告，這是該雜志針對全球重大疾病挑戰，首次由中國專家領銜的委員會報告。該報告系統分析了肝癌從預防到治療、康復的全鏈條，預測到2050年全球肝癌負擔可能加重，并提出行動綱領，特別強調健康管理、控制乙肝/丙肝、減少黃曲霉素暴露、防治代謝性肝病等。

肝細胞癌的防治仍有諸多關鍵問題亟待突破。基礎研究要繼續尋找關鍵驅動基因和靶點；臨床上要優化現有方案的組合應用；人工智能等新技術已逐步參與診斷和決策。樊嘉院士和秦叔逵教授都提到，既要“仰望星空”探索機制突破，也要“腳踏實地”用好現有手段，讓更多患者受益。

對普通人來說，最實際的行動就是重視預防和篩查。接種乙肝疫苗、規律體檢、戒酒限酒、健康飲食、控制體重，這些簡單習慣能幫助很多人遠離肝癌。即使不幸患病，也不要絕望——今天的肝癌診療已進入新階段，許多患者正在實現“長生存”和高質量的生活。

原標題：《從“癌中之王”到“可長期管理”的新希望》

欄目編輯：華心怡

本文作者：新民晚報 潘嘉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