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當代書家系列：“空洞的技法表演者”陳海良

□馮華（二馬頭陀）

陳海良

1968年生，江蘇常州人，文學博士

中國藝術研究院書法院創作部主任

中國藝術研究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

中國書法家協會理事、“國展”評委

國家藝術基金評委

在當代實力派中青年書家中，陳海良無疑是一個無法忽視的存在。他囊括了第二屆中國書法蘭亭獎一等獎等諸多大獎。同時，盛名之下的爭議之聲亦從未止息。從2023年“八法尚工”個展上關于“超越古人”的喧囂論爭，到2025年十三屆國展中涉及陳的有關爭論，再到批評界對其作品日益尖銳的詰問，陳海良的書法實踐正被置于一個前所未有的審視焦距之下。

自作詩二首

客觀而言，陳海良的技法功底是扎實的，這一點必須首先給予公允的承認。他的書法筑基于元明清行草一路，尤得力于楊維楨、徐渭諸人，講求狂野恣意之美。他對“二王”一路的造型表現手法十分熟稔，卻又力求線條的毛澀和張力，試圖將草書的“氣”與“勢”推向新的高度。有人曾評價其作品“既有明清大草的氣勢開張，又有唐代狂草的嚴謹筆法與線條變化”，可見他在技法層面的造詣是得到了相當認可的。這也正是一些評論者稱贊其“用筆精到、頓挫分明”“具備精準的筆法與恢宏的氣勢”之原因所在。

然而，問題的癥結恰恰在于：技法之上，還有什么？這正是我審視陳海良書法的邏輯起點和第一個維度。一個最核心的問題是，他的技法雖然精湛，卻明顯缺乏足夠的豐富性與歷史縱深。有評論者早已敏銳地指出，陳海良的作品“線質不高，變化不豐富，形式單一”。他的草書依賴于一套相對固定的套路——側鋒與中鋒的交替、線條粗細的對比、行氣的疏密錯落、章法的亂石鋪街——這些手段在他手中固然運用嫻熟，但反復出現、少有變化，久而久之便暴露出技法儲備的單薄。長安居更將其歸結為一個“操作型”的書法家，所謂“操作”的深度與廣度本身即存在很大的局限。

必須著重指出，這種技法的單薄，與他對“勢”的過度依賴密切相關。陳海良本人曾這樣描述自己的創作方法：在書寫時“根本不顧及筆法與字形”，筆畫是用筆“砸下去”的，“勢到之處，字形就自然形成”，他甚至直言自己寫的字“字典里是查不到的”。這種以“勢”代“法”的創作理念，固然可以解釋為對草書自由精神的追求，但若細加辨析，則不難看出其中潛藏的危險——當“勢”凌駕于筆法與結體之上，當隨機性的“砸筆”替代了主體意識的書寫，“腳踩西瓜皮溜到哪算哪”，那么作品最終呈現的便不再是豐富的筆法變化，而是一種被“勢”所裹挾的、技法手段趨于單一化的產物。觀者初看會為氣勢所震，稍加品味便覺味道寡淡，這正是指其“單薄”的根源所在。

由此引申出第二個批評維度：陳海良的書法過于炫技，而這恰恰暴露了其作品中精神內涵的匱乏。這一點在批評界已有相當共識。有論者毫不客氣地指出，“書法不是炫技，過于炫技的書法必然是缺少內涵，必然是淺薄的、漂浮的”。更有人直指陳海良是“當代書法炫技的典型書法人，成在技，敗在炫技”。以弘一法師與于右任先生為例，他們的技巧是被內斂地隱藏于字內的，是一種“隱于技、化于形”的境界。反觀陳海良的作品，技法恰恰是最為外顯的部分，每一筆都仿佛在宣示“看我多會寫”，其結果是作品在視覺上或許頗具沖擊力，但在審美體驗上卻難以提供更深層次的余韻。

有論者將這種精神匱乏與陳海良的高學歷形成對比，認為他身為文學博士，“其作品展示在我們面前，恰恰缺少了本應還有的內涵，不得不說很可惜”。此論雖有苛責之嫌，卻也并非全無道理。書法終歸是“書為心畫”的藝術，筆墨之中若只見技巧的賣弄而感受不到心性的沉淀，則無論如何也算不上上乘之作。

王文治跋語

第三個批評維度，涉及風格上的模式化與內在精神的散亂。陳海良的小行草被圈內稱為“常州樣”，已然形成了具有地域標識性的風格面貌，甚至成為國展中常見的審美傾向，包括趙振等一大批青年書家也從陳海良的風格中汲取了營養。這本是對其風格辨識度的肯定，但換個角度看，模式的過早固化也可能意味著創造力的某種停滯和僵化。當一個書家的面目正值盛年便已高度定型，每一件作品都帶有過于鮮明的個人烙印而缺乏足夠的內在變化，這究竟是風格的成熟，還是探索的止步？批評者指出，陳海良的每一幅作品都讓人感覺“很散亂，行筆飄忽，卷面顯得雜亂無序”，本應作為一個整體的作品缺乏足夠的凝聚力和厚重感。這種“散亂”或許正是其技法單薄與精神匱乏在作品結構層面的直觀呈現——因為筆法不夠豐富，所以難以構建起層次分明的空間秩序；因為內涵不夠深厚，所以作品無法形成一種內在的、自洽的精神氣場。

戴叔倫詩

更值得注意的是，有論者通過比較陳海良新舊作品發現，“他的字明顯不如以前寫得好了，較之先前的舊作，他的新作更為單薄、燥氣和做作了”。一個正值盛年的書家，其作品非但沒有隨著年歲的增長而趨于沉厚，反而日益顯出單薄與燥氣，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值得深思的警示。

最后，必須論及“超越古人”這一爭議所折射出的深層問題。在“八法尚工”展覽期間，石開稱陳海良“可以與古人媲美，當代沒有人能與他相提并論”，張公者更斷言其“成功超越了古人”。當時這番“超越論”隨即引來了書壇的猛烈批評，聶成文更是在一次會議上直言：“有些人不修正道，專走歪門邪道，包括陳海良，什么東西？就超越了古人”。拋開其中的情緒化表述不談，這一爭論的核心其實觸及了一個更為根本的問題：當代書法評價體系中，是否過于看重技術層面的“操作”能力，而忽視了書法作為傳統文化載體的精神厚度？正如有論者所指出的，當代書法在“外在形式”上或許確實超越了古人——尺幅更大、裝裱更精致、展廳效果更強——但就書法本身的筆法創新、精神涵養而言，超越古人的條件遠未成熟。

自作詩

簡言之，陳海良的書法代表了當代中青年書家的一種典型困境：技法訓練的充分性與文化涵養的不足并存，形式語言的鮮明性與精神內涵的單薄同在。他的筆墨功夫值得肯定，但從其技法的豐富程度到作品的內在厚度，從風格的過早定型到精神層面的明顯匱乏，都顯示出一種令人擔憂的“單薄”和“空洞”。

這種“單薄”和“空洞”，既是個人性的，也具有某種時代性——它折射出當代書法在過度強調技術訓練和展覽效應之后，所普遍面臨的文化根基空虛與精神資源枯竭的問題。

書法，從來不止于“寫得好”。技法只是門檻，文化才是厚度。若只滿足于精湛的技法而止步不前，則技法終將成為一種精致的空洞。這，或許正是陳海良書法最值得警醒的批評所在。

（說明：本文作者為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會員，河南省書法家協會理事、學術委員會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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