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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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甘肅一宗涉及“rush”的行政訴訟案件進入二審程序，某市中級人民法院已組織開展庭前談話。
此前，鄭律師曾就本案一審判決撰寫兩篇評論文章，一褒一貶，從不同角度進行了分析與評價，但兩篇文章均因相關單位投訴而被刪除，未能持續公開討論。
隨著二審庭前談話的結束，本文擬選取其中一項具有關鍵意義的情節，與各位讀者作一分享，亦希望借此聽取更多公眾對于該問題的看法與意見。
1.一審判決載明
一審判決第10頁明確載明：復議機關在履行復議職責時，經調查詢問、集體討論等程序，認定rush屬于公安機關打擊的未列管成癮性物質。
??一審判決內容??
問題也恰恰出在這里——這一認定的依據究竟何在？
上訴人對復議決定書及一審判決全文逐一檢索，無論復議機關還是一審法院，均未在文書中列明作出這一事實認定的規范性文件。
因此，二審談話需要就這一問題，要求復議機關予以回應。
2.二審談話
圍繞上述關鍵問題，上訴人代理人在二審庭前談話中，直接要求區政府就該事實認定的依據作出明確回應。
“區政府代理人，我注意到一審判決第10頁記載，你方在復議過程中曾認定‘rush屬于公安機關打擊的未列管成癮性物質’。請問，該認定是否有具體的規范性文件依據？如有，請明確文件名稱。
庭前代理人已全面檢索相關資料，未見對應文件，所以請回答——有，還是沒有？”
面對這一詢問，區政府代理人在猶豫后，答復稱：沒有。
3.律師觀察
根據《行政訴訟法》第三十四條：被告對作出的行政行為負有舉證責任，應當提供作出該行政行為的證據以及所依據的規范性文件。
然而，本案中區政府在復議審理過程中，基于并不存在的“文件規定”作出上述事實認定，其合法性顯然難以成立。
既無法說明規范依據的來源，也無法提交相應文件供審查，該認定已不具備行政行為應有的法律支持。
從審查邏輯上看，這已不僅僅是“舉證不足”的問題，更接近于以不存在的規范性文件作為依據作出判斷，屬于明顯的適用依據錯誤，構成事實認定基礎的根本性錯誤。
這一情形，也不禁讓人聯想到近期被曝光的多地法院援引并不存在的“《印章管理辦法》”的現象。
??相關新聞報道??
二者在本質上具有相似性——均是以無法查證、亦不存在的規范性文件作為論證前提，其結果必然動搖行政行為乃至裁判本身的合法性基礎。
4.公民呼吁
同時我們還注意到，一些地方的禁毒單位通過自媒體賬號（如廣州），以短視頻等形式向公眾傳播“rush屬于毒品或成癮性物質”的結論，但對于作出該認定所依據的法律規范，卻閉而不談。
??廣州禁毒短視頻??
結論先行、依據缺位，這類缺乏規范支撐的公共傳播，難免引發質疑，也是對多年來法治政府建設的破壞。
需要強調的是，對禁毒工作的支持與對行政行為合法性的要求，并不矛盾。
恰恰相反，越是具有公共治理屬性的領域，越應當建立在明確、可檢驗的法律依據之上。
那我國對于尚未列管的物質，是否存在合法的監管或管控路徑？
當然有。
早在2025年，浙江就通過省人大立法的方式，將濫用笑氣進行了臨時列管。
各地政府完全可以參照浙江省的做法，通過地方人大立法的方式予以列管，從而在現行法律框架內實現有效治理。該路徑以明確授權與規范依據為前提，既回應了現實治理需求，也避免了執法與認定中的合法性爭議。
??浙江省禁毒條例??
浙江省的實踐，實際上為其他地區提供了一條清晰、可復制的制度路徑：當現有規范不足以覆蓋新型問題時，應當通過立法予以補充，而非以不明來源的“認定”替代規則本身。
因此，問題的關鍵在于必須在法律框架內進行社會治理，以明確的規范依據來承載每一項監管措施。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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