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目張膽地“作惡”，誰給的底氣這么囂張！

hi，我是胖胖。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馬佐夫兄弟》里借伊凡的口，講過一段殘酷的話——他說如果最終的和諧，需要建立在哪怕一個被折磨至死的孩子的眼淚之上，那么他恭敬地退還這張入場券。

又是一則老人作惡的新聞：

拿起玻璃瓶，在墻上磕碎，再一把一把扔進去，即便，即便真的有人給了她二百塊，那又怎么樣?

二百塊不能收買一個人對孩子下手，二百塊不能讓一個老人把玻璃扔進幼兒園，二百塊買不動一個心里還有底線的人，能被二百塊買動的，說明這個人心里本來就沒有那條底線——那二百塊不是源頭，那二百塊只是壓垮一個本來就松動的堤壩的最后一根稻草。

堤壩本身，是她自己松的。

而且，這并不是第一次！

意味著在郝先生那次偶然撞見之前，這個老人已經干過類似的事。

意味著社區知道、可能幼兒園也知道。

意味著曾經有人找他談過，她答應了，然后又來了。

這個社會對她這種為惡者的容忍度上限在哪里？

她知道自己是個老人，知道自己頂多被說兩句，知道沒人會真把他怎么樣。

埃德蒙·伯克有一句被反復引用的話——惡的勝利所需要的唯一條件，就是好人袖手旁觀。

哈爾濱這件事里，好人不是完全袖手旁觀——郝先生沒有袖手，他問了那一句。

但在郝先生之前的那些次，那些構成“不是第一次”的每一次，誰又在其中旁觀？

每一個人都在做“分內的事”，每一個人都覺得自己盡到了責任，每一個人都把最硬的那個動作——真正讓這個老人付出代價，留給了“下一次”。

真的的措施是什么？

是立案，是處罰！

無論這個名字叫尋釁滋事，還是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還是故意傷害罪未遂，在任何一個文明的司法體系里，對幼兒園投放危險物品這件事，都有一個與之匹配的罪名，刑法也有。

缺的不是法條，缺的是把法條真正用到他頭上的決心。

如果因為她年紀大、身體差、可能真的無力承擔監禁——那也應該有符合她情況的處置方式。

限制居住范圍、強制社區監護、納入重點管控名單、一旦再犯立即從重，每一項都比溝通更實在。

關鍵在于，要讓她清楚地知道，她做的這件事，在這個社會里，是有代價的。

她今天不付出代價，明天就會有人以為自己可以照做。

后天就會有第二個、第三個老人,摸著同一條規則的空隙,做同樣的事。

一個社會對施害者的每一次寬縱，都是在向潛在的施害者發放通行證。

這張通行證，必須收回。

對孩子下手的人，沒有可憐可言。

年紀大不是豁免，委屈不是豁免，神智不清如果是真的，那就走精神鑒定的程序，如果是假的，像這次顯然是假的，那就得走刑事程序。

如果這條底線靠溝通解決不了，那就得靠每一次讓伸向孩子的那只手，付出與之相稱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