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人”,這個在儒家文化中至高無上的稱號,在唐朝,卻成了皇帝的代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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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秦至唐初,臣屬向君王奏對,一般多稱呼皇帝為“陛下”。“陛下”最初指宮殿的臺階,臣子有事需要與帝王交談時,不能直呼天子,因此需要通過站在“陛下”(臺階下)的侍衛轉達,以示對天子的尊敬。秦始皇創立皇帝制度后,“陛下”慢慢成為了皇帝的專屬敬稱。
古代皇帝掌握國家最高權力,有一個專屬的敬稱十分合理。然而到了唐高宗時期,李治開始給自己加各種尊號,不斷強化皇權。以往的帝王享有尊號基本上都是死后的謚號或者廟號,當政的皇帝給自己上尊號,唐高宗是第一個。
從顯慶三年(公元658年)逼死舅舅長孫無忌后,李治開始真正地乾綱獨斷。然而,好運不長,僅僅兩年后,李治就患上了風疾,時常頭暈目眩,難以高強度長時間的處理朝政。這個時候,皇后武媚漸漸開始接手朝政,幫助李治處理國家大事。
總章元年(公元668年),唐朝名將李勣率兵攻滅高句麗,完成了中原王朝幾代人的愿望,大唐版圖隨之來到全盛時期。這是在太宗時代都沒有完成的偉業,李治卻做到了。
上元元年(公元674年),在李治的默許下,朝臣為皇帝上尊號為天皇,同時也沒忘了其政治盟友武媚,為皇后上尊號為天后。天皇、天后并稱“二圣”,事實上從制度設計上確立了武后的權力,也為其日后改唐為周奠定了政治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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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以后,皇帝也就慢慢變為了所謂的“圣人”,君權更加強大和神秘。到了唐玄宗時期,這種趨勢到了頂峰。
唐玄宗李隆基在28歲通過殘酷的政治斗爭登上帝位,在明君賢臣的共同努力下,大唐政治氛圍煥然一新,帝國也迎來了歷史上著名的“開元盛世”。
作為創建了盛世的君主,李隆基跟自己的祖父祖母一樣,開始不停地給自己加尊號,從開元初年的“開元神武皇帝”到開元末年“開元圣文神武皇帝”,君權進一步神圣化,作為皇帝的李隆基已經不滿足于帝王之權,他要成為護佑大唐的真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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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盛世天子當得太久,越容易沉浸在虛假的繁榮和幻象中,好大喜功,聽不得一點不好的消息。隨著年齡的增長,到了開元后期,李隆基漸漸懈怠政事,還任用了李林甫這樣“口蜜腹劍”的奸臣做宰相,導致朝政積弊、節度使做大……
開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李隆基改元天寶,又繼續給自己的尊號加碼:“開元天寶圣文神武皇帝”。道教最高神“三寶君”中,有一位就叫“天寶君”。他還追封道教始祖老子為“大圣祖玄元皇帝”,自稱為“圣祖”的直系后裔。從血統到神格,李隆基把自己包裝成了一位不折不扣的“圣人君主”。
整個大唐就這樣沉浸在這場漫長的造神運動中,直到“漁陽鼙鼓動地來”,安史之亂徹底撕碎了盛世的外衣,群臣和百姓口中的“圣人”最終淪落為名副其實的“喪家之犬”,大唐也不再是大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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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大唐有沒有好榜樣呢?當然有,那就是開創了“貞觀之治”的李世民。從一統中原到平定天下,從秦王到天可汗,開啟盛世的李世民的功績在中國古代是首屈一指的。
但是,李世民既沒有選擇上泰山封禪,更沒有給自己亂加什么尊號。相反,他勤政愛民、虛心納諫,在最高權力的巔峰依然保持著冷靜。因為李世民有一個清醒的認識:皇帝不是圣人,皇帝需要圣人。當時的魏征就是重要代表。
李世民反復強調:“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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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一旦皇帝真的把自己當成圣人,就再也難以聽到真話,很容易陷入別有用心者制造的“信息繭房”,遠離真實的世界,國家衰敗也就是時間問題了。
但李隆基用越來越長的尊號告訴自己:我是圣人,我不會犯錯。在皇帝默許下,李林甫、楊國忠大行其道,排除異己,連儲君的日子過得都是朝不保夕,朝臣更是噤若寒蟬。誰還敢批評“圣人”?朝堂上只剩下一片頌揚聲。
李世民和李隆基,一個主動尋找“鏡子”,一個把自己封為“圣人”。一個始終警惕權力的腐蝕,一個沉醉于權力的神化。
結局也是天差地別。權力越是神化自身,就越容易脫離現實;越是沉溺于頌歌,就越聽不到危機的腳步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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