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8日，劉先生澤華恩師永遠離開了我們。每當想起先生，猶有初聽先生去世消息時的震驚、悲慟之感，內心隱隱作痛，先生的音容笑貌，歷歷在目。

先生的書房稱“洗耳齋”,取洗耳恭聽之意，這恰恰符合先生的人品和氣度。我師從先生攻讀博士研究生，常在“洗耳齋”問學受教，承蒙先生不棄，耳提面命，多有所得，而今感念先生，遂散記“洗耳齋”問學經歷片段，以為紀念。

一、未曾見面的相識

我最早知道先生，是從書本上。在大學時，讀先生主編的《中國古代史》,覺得這本教材和其他教材不一樣，有很多新的東西。后來又讀到《專制權力與中國社會》,被其中的觀點強烈地吸引，于是萌生想成為先生的學生的想法。后來因各種原因，報考一拖再拖，可想法卻日益強烈。到1998年，我決定報考南開大學，于是便冒昧給劉先生寫信聯系，并附上簡歷，說了我想跟隨先生求學的想法。當時先生招收兩個研究方向，一個是中國政治思想史，另一個是戰國秦漢史。我過去一直偏重學習研究戰國秦漢史，在中國思想史方面沒有什么積累。我擔心先生側重中國政治思想史，便在給先生的信中特意說明我想報戰國秦漢史。很快，先生回信了，同意我報戰國秦漢史，并說要發揮自己的優勢。于是，我按戰國秦漢史方向做復習準備。在準備過程中，每有疑慮和困惑，我便冒昧給先生打電話，先生亦不厭其煩，悉心解答。有一天，先生竟然給我打來電話，詢問我準備得怎樣，那親切勁兒，給我的感覺，好像我就是先生的學生啦!有了這種感覺，我更加努力備考，信心十足。至此，雖與先生未曾謀面，但卻有了相識的感覺。

二、考試小插曲

經過充分準備，我信心十足奔赴南開趕考。在沒發試卷前，我讓自己平心靜氣，把戰國秦漢史的大事在頭腦中過了一遍，自忖有一定把握。但打開試卷時一看題目，頓時目瞪口呆，人都“懵圈”(東北話，驚呆狀)了。試卷考試科目上寫著“中國思想史”,下面是五道大題。當時我腦袋一片空白，兩眼發直，頭上冒汗，心想，這下完了!我站起來向監考人員說明情況，可監考人員說他們只管發卷監考，別的不管。說話時那眼光流露著質疑，意思是你不會也別找這樣的借口呀。我也理解監考人員，這事的確不是他們造成的，也不歸他們管。沒辦法，只好盡最大努力去答題，可由此一驚，我原有的那點思想史知識咋也想不起來。我從小學到大學，經歷無數次考試，可謂身經百戰，管他答好答壞，從未害怕。可這次是“題不對文”,如果是秦漢思想史，我也可以回答一些，但試題是整個政治思想通史，我毫無準備，結果可想而知。這一年我落榜了。

考試結束后，我給先生打電話，可先生已經去美國，不在國內。先生回國后，我把情況告訴先生，先生大驚，在電話里一連道歉，好像是他做錯了事。先生說他要去找學校研究生院說理，為何把考生試卷弄錯，這可不是小事啊!我勸先生不要去，可先生還是去了。事后先生告訴我，他找到研究生院有關人員，說我的考試科目是戰國秦漢史，強調問題的嚴肅性，并一再叮囑不要再出錯。先生笑著告訴我說，他們承認有問題，表示以后絕不再出現此類問題，你好好準備吧，來年一定會成功。我原以為先生出于安慰我，只是說說而已，沒想到先生真的去找研究生院，這種負責精神真的令人感動。我下定決心，一定要成為這種人品學品都是上品的老師的學生。第二年，我終于如愿以償。當然，考試科目是戰國秦漢史。

三、做學問要有大視野，打破學科界限

劉先生認為理論需要實證，學科從屬于問題。我入學后，跟先生商量學位論文的事，先生讓我按照自己的意愿興趣做選擇。我決定搞漢代豪族研究，通過漢代豪族形成和形態演變這一典型案例來驗證“王權支配社會”原理。我向先生談了我的想法，先生十分支持，并希望我通過實證來說明“王權支配社會”。

他說，理論是從事實中抽象總結出來的，更需要用史實去印證。思想史研究不能只從思想到思想，思想史研究一定要與社會史結合起來。一些重大問題的研究，常涉及多個學科和領域，并非單一學科所能完成，它需要多學科合作。先生強調問題意識，淡化學科界限，主張打破學科壁壘，將問題意識與學科意識結合起來，學科應當從屬于問題。他說：“劃分學科的目的在于提高問題研究的專門化程度，而不是將問題研究限定于某一個專門化領域。”先生鼓勵我從秦漢史角度去探索王權與社會的關系，在先生的鼓勵下，我從國家與社會互動關系研究漢代豪族，最終完成《漢代豪族研究》學位論文。論文的結論是：在中國古代，以王權為核心的國家控制社會，王權支配社會。在王權一元支配下，不存在任何獨立的社會階層和社會勢力，豪族的形成和形態演變是王權支配的結果，權力是起點，也是終點。通過實證研究，我堅信先生提出的“王權支配社會”是成立的，這一原理是對中國古代國家與社會關系的最本質最準確的概括。因此，“王權支配社會”不是簡單的視角轉換或一般性的研究方法，而是對中國古代國家與社會研究具有重大意義的理論方法論。

我的學位論文完成后，得到先生的肯定，2003年出版。后來我又用“王權支配社會”原理完成博士后課題《漢代豪族地域性研究》,也是用此理論獲批國家社科基金《秦漢國家與豪族社會階層互動研究》,又出版《漢代豪族文化與精神世界研究》。所有這些成果，都與“王權支配社會”理論密不可分，應該說，這是我在“洗耳齋”求學的最大收獲之一。2015年，我回南開參加先生八十華誕座談會，在座談會上，先生還向同門介紹我的研究成果，他認為漢代豪族研究從具體實證角度支持了“王權支配社會”理論。得到先生的認可，我十分高興。如果這算是一點兒成績，也都是在先生的教導、啟發和鼓勵下取得的，“始作俑”者是先生，功勞也實在應該歸于先生啊!

四、向師母請假

我覺得，受業于劉門的人，都會對師母有一種特別親近的感覺。師母總是站在學生一邊，為學生說話，按東北話說，就是護犢子。我讀博士時，已經結婚多年，不習慣單身的生活，所以時常回家。可是總向先生請假，又覺得不好意思。為了給先生一個我是好學生的印象，于是便動了心眼兒，想走“曲線救國”。每次一想回家，便跟師母說，師母仁慈，有求必應，一路綠燈。我對師母說，應該跟先生打個招呼，師母卻說：“不用，你就走吧，我跟他說。”我想有了師母作保護傘，想必先生也不會把我怎么樣。有時想在家多呆幾天，也只跟師母說一聲就行。時間長了，膽子越來越大了。有一次我回家了，先生有事叫師弟找我，好像是讓我去家里談論文進展，結果我人不在。事情暴露，只好說實話，心中忐忑，挨批評是小事，關鍵是有事不跟老師請假，目中無師，這錯誤可大了啊!

我立即返回南開，下車直奔先生家。先生見我來了，也不理我，坐在書房的椅子上看書，我自知理虧，走到他身邊小聲說道：“劉先生，我回來了。”先生就像沒聽到一樣，頭也不抬，根本不搭理我。師母在一旁笑了，大聲道：“劉澤華，小崔來了，沒看見嗎?”聽了師母的話，先生說：“坐吧，你是向東往南開啊!”先生一句話，大家都笑了，氣氛立刻緩和。我知道先生還是聽師母的，師母一句話，云開霧散，“化險為夷”了。我坐在先生旁聽他“清談”,其實心里在想，師父怕師母，還是師母好，心里好得意，至于先生講了什么,其實也沒認真聽。后來，我常把這事和我帶的研究生講起，他們聽后都哈哈大笑，十分羨慕我和先生、師母的這種亦師亦友亦親情的關系。

五、有眾多“老弟”的可愛的“老頭劉”

先生是大學問家，但不是學霸。先生沒架子，他和弟子討論學問，從來都是和藹親切，無盛氣凌人之感。對我們提出的問題，都會洗耳恭聽，側耳傾聽，因為他的書房就叫“洗耳齋”。先生的這種謙和，使弟子們十分隨意，毫無拘束感。時間一長，學生們和先生都十分親近，先生亦和我們以老弟相稱。先生和我們討論學問，常問我們：“諸位老弟有什么看法?”我們私下也更愿意稱他為“老頭兒”。稱“老頭兒”不是對先生不尊重，而是包含了多種情感的更高層次的尊重。

我與先生經歷了由“同志”到“老弟”的過程。先生第一次惠贈我《中國政治思想史》一書，題字是“崔向東同志存正”,時間是1999年11月。后來，先生出版《中國的王權主義》,贈書的題字是“向東存正”,我不是先生的“同志”了。再后來贈書便是“向東弟存正”,落款是“老頭劉”。稱同志，我感到和先生之間還隔著一層，而先生稱我為“老弟”,我覺得和先生有了心靈的契合。我重視“同志”的革命友誼，但更在意“老弟”的精神內涵，稱“老弟”意味著先生在心靈上接納了我(我們),這才是真正進入了劉門。先生去世后，我翻閱先生惠贈我的書，看著先生的題字，回想自己從先生的“同志”變成先生的“老弟”的過程，感慨萬千，禁不住落淚，內心深處不停地在說：“‘老頭劉’,弟子好想您啊!”我此生能拜“老頭劉”為師，幸哉!幸哉!

六、時刻在細微之處為他人著想的“老頭兒”

大概是2000年5月，我請先生到渤海大學講學，師母也隨行。快到錦州時，突然下起了大雪。先生看著雪地中的嫩嫩綠芽，十分驚訝，感到新奇，他搖著頭連連說道：“東北、東北啊!”我明白他的感嘆，說：“過了山海關就出關了，古詩就說‘胡天八月即飛雪’。”先生看著我說：“這雪下得也太長了，來年五月仍未停。”先生、師母哈哈大笑。

快到吃中午飯時，我想在火車上對付一口，下車后再請先生吃大餐。我自作主張，也沒向師母請示，便買了盒飯。師母對先生照顧極其周到，怕先生吃不好，想到餐車去吃。先生堅決不去，拿起盒飯就吃，還連連說好吃。我知道，先生不去餐車，還說飯菜好吃，是不想讓我難堪。誰都知道，餐車的飯菜能好吃嗎?先生在細微之處體諒別人，我們這些弟子都深有感受，也深受感動。

劉先生和師母對我和家人都十分關心，只要和先生聯系，先生和師母都一定問及我的愛人和孩子，每一次都讓我感到心里熱乎乎的。先生、師母關心學生是發自內心的，沒有半點虛偽。先生真誠而又細心，師弟張師偉跟我講過他愛人的經歷，先生給予他們的精神鼓勵和支持，感人至深。先生是我們的榜樣，我們應該像先生那樣對待我們的學生。先生去世的第二天，我給學生講授“中國思想史”,講授先生的“王權支配社會”。我告訴學生，這堂課是我對恩師的紀念。這堂課，學生聽得最認真，他們不僅記住了劉澤華先生的思想，更記住了他的精神。我要求自己，要盡最大努力把先生的思想和學問傳播出去，更要把劉門的精神傳統傳承下去。

七、大度的“老頭兒”

有一次上先生的課，談起王權對民眾的人身支配，我提到先生的論文《論戰國時期“授田”制下的“公民”》,認為先生最早提出“授田”和“授田制”下的“公民”身份及國家控制問題，這對認識戰國時期土地占有性質意義重大。但有個怪現象，后來的好多學者在研究授田制時，竟然不提劉先生的文章，不知是沒有注意到還是有意不提，在有些人的文章中，劉先生的觀點竟然成為他們的首創。我有些憤憤不平，先生卻毫不在意，說只要他的觀點對學術研究有推動就好，一笑了之。我搜集了相關論文、著作，想要寫一篇學術綜述，但遲遲沒有動筆。后來，有同門對此問題做了學術梳理，擺正了劉先生的地位。

八、拒絕盲從，大膽質疑，勇于創新

先生經歷“文革”風雨，他說最大的收獲是獨立思考意識的覺醒。先生治學不盲從，敢于質疑，在他的研究中處處體現著創新。這種創新一方面來自于不斷思考，另一方面來自于對真理的勇敢追求。先生常常鼓勵我們要大膽質疑，用自己的腦袋思考。先生曾寫《史家面前無定論》一文，針對以往史學研究中“定論”對史家思維的限制，對史家面前的“定論”質疑，從認識論上提出“在歷史學家面前，沒有任何必須接受的和必須遵循的并作為當然出發點的‘結論’與‘定論'”。

劉先生是一位真正的知識分子，他的學問既向內又向外，它一再強調學問與人生、學問與社會的關系。1989年曾寫過一篇《歷史學要關注民族與人類的命運》,后來又發表《再說歷史學要關注民族與人類的命運》,他強調歷史學不能只是說熱鬧故事，歷史研究要從機械反映論中解脫出來。歷史工作者要有勇氣承擔社會責任，有幾點應該是共同的。其一，要對歷史求“真”。不僅要有才、學、識、德，還要有“膽”。其二，應該做出價值判斷。在復雜的歷史面前超越價值的“歷史認識”是不存在的。其三，史家的責任是為人們對自己命運的認識和領悟提供一個參照系。所有這些都說明先生在史學研究中關注主體意識，這使先生在史學研究中多了一份清醒和自覺，體現了對歷史的哲學思考，徹底擺脫了歷史研究的教條主義。

劉先生對歷史的思考，是以對歷史學理論與方法論的反思為前提的。在20世紀80年代，先生單獨或曾與他人合寫過多篇歷史學理論與方法論方面的文章，如《增強歷史研究的主體意識》《歷史認識論綱》《歷史研究中的考實性認識》《歷史研究中的抽象性認識》《歷史研究中的價值性認識》等，在歷史學理論方面進行了開創性的探討，這些問題都屬于史學理論與方法論的核心內容。我長期講授“史學概論”課程，多次閱讀先生的關于歷史學理論方面的文章，受益頗多。學界對劉先生的中國思想史研究十分關注，對其歷史學認識論等一系列研究重視不夠。實際上，先生的一系列史學理論與方法論的思考，對當時史學理論與方法論體系的構建無疑起到了相當重要的作用。

在先生門下問學三年，收獲很多。我畢業后，先生也一直關心我。我遇到一些困惑，也和先生說，先生總是積極引導。有時我懶惰，不常跟先生聯系，可先生卻常給我發郵件，關心我的各方面情況。我疏于和先生聯系，過莫大焉!去年我完成教育部項目《漢代豪族文化與精神世界研究》書稿后，想請先生寫序，誰曾料到，信未發出，卻接到先生辭世的噩耗，真乃遺憾!

泰山其頹，哲人其萎!先生走了，但他為后人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先生是這個時代最后的“士”,先生的人品風骨令人欽佩，高山仰止。先生的學問扎實厚重，透徹深邃。“王權支配社會”是對中國古代社會最本質的揭示和極具洞察力的透視。它不是一般性的學術概念，而是一種在史實基礎上抽象提煉出的歷史理論，具有廣泛的解釋性。

我和愛人專業不同，讀書少有交叉，但有一本書我們是共同讀完的，那就是先生的《八十自述：走在思考的路上》。記得那段時間，我和妻子在每晚夜寢之前，都要讀上一段，邊讀邊回憶和先生的歷歷往事，常常掩卷唏噓……

“云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這正是先生一生的寫照。

2018年11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