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室里一派沉寂，臺下的學生們都精神集中，緊盯著講課的老師。講臺上的老師一言不發，深度的思考從他的眼神就能看出來，他一眨不眨的目光直視前方，好像觀察一片超越教室時空、同學群體的神秘境界。他好像忘記了是在課堂上，專心致志地想他的問題。過了好一會兒，他從思考中清醒過來，繼續闡述他的觀點，一板一眼，緩慢講授，思路清晰。這就是系里“四大才子”之首的劉澤華老師在上課。我們1978年初進入南開大學歷史系的同學對歷史系的“老先生”都很熟悉，說起來如數“系”珍，同學們還私下里把那些勤于思考且善于寫作的中青年老師稱為“才子”。無論中國史班還是世界史班的同學都知道劉澤華老師課講得好，特點是思想敏銳，善于思考，常常引導學生進入思維活躍的領域，所以選課的同學特別多，包括我這個世界史專業的學生。和后來的同學相比，我們1977—1978級最高興的事兒莫過于系里的老師自鄭天挺先生以下爭相為我們上課，而且不論專業可以自由選課。其中，劉澤華先生是大家特別期待的一位，因為他是我們私下稱為“四大才子”的中青年教師之首。

開學不久的一天，我作為世界史班的班長，第一次登門請教劉先生關于選課問題。在人格魅力各具特色的老師中，劉先生以思想活躍著稱。我選修劉先生的課程是“中國古代思想史”。那時，我國高等教育剛剛恢復，歷史系同學可以自由選課。我雖然是按照“世界史專業”(全國只有北京大學、南開大學等五所大學的歷史系設立這個本科專業)入學，但我們專業概念并不強烈，學校教務部門也沒有嚴格限制，學習自由得很(記得好像當時全校九個系之間也可以自由選課),同學們選課都因老師而異。劉先生是大家爭相選擇的“熱門”老師，但我不知道世界史專業同學如何才能學好中國史，故登門請教。劉先生對我們這些“大齡”學生似乎特別喜愛，聽罷我的問題，微笑著說，專業雖有不同，學問不分東、西，世界史同學選修中國史課程非常好。至于如何學好一門課，首先是聽好課，其次多看書，再有就是勤思考。不管哪個專業，認真學習都是一樣的。學習知識，增長見識，探索學問，世界史同學和中國史同學都一樣。課程結束的時候，我提交給劉先生的作業是《孫子兵法研究》,記得還得了個不錯的成績，內心留下的一絲得意至今記憶猶新。這大概算作是劉先生為我第一次解惑。

畢業留校任教后，在世界古代史教研室于可主任的大力勸說下，我準備按照國家教委(即現在的教育部)和學校的安排去希臘亞里士多德大學進修學習。當時我心中忐忑不安，因為1983年我國對外開放的大門剛剛打開，這種做夢都想不到的機會竟然落到了我這個剛剛畢業留校的青年教師頭上，我如何才能利用好這次機會，如何才能完成好學習任務，心里沒底。我知道前一年出國前往希臘進修學習的王敦書老師學養深厚、英文精道，進修學習自是錦上添花，我這剛剛畢業尚未入學術殿堂大門的后生如何應對，不辜負老師和組織上的信任，確實需要心中有數。除了請教其他老師外，我特別登門請教了已經擔任歷史系系主任的劉澤華先生。師母閻老師恰好在家，聽說我要出國進修，顯得比劉先生更高興，連連說：“你得去，機會難得。”并提醒我注意辦理出國手續的許多細節。劉先生則像在課堂上講課時不時陷入沉思一樣，思考片刻說，你要注意外語的學習，利用這次難得的機會把外語搞上去。我們這一代人外語的虧吃大了，你們年輕人，特別是從事外國史研究的更應該在外語上有個突破，你年齡雖然大了點，但是還來得及，要不畏艱難，充分利用這段有限的時間和良好的外語環境，爭取外語過關。至于專業嘛，多收集些圖書資料自學也可以。聯想到劉先生多次在全系老師大會上，一再號召大家加強外語學習，我更明確了此次出國進修學習的目標。后來我在國外多次學習的經歷，證明了劉先生的“先見之明”,包括希臘語在內外語能力的提高不僅掃清了我與外國學者交流的障礙，而且增強了我教學科研的能力。劉先生的第二次解惑使我受益終生。

1994年底，我學成回國，重新加入歷史系的教學科研大潮中。當時我已過“不惑”之年，但是作為南開大學文科院系回校任教的第一個“洋博士”,我深知如何盡快投身國內的學術海洋、融入國內的學術環境、發揮自身優勢、彌補不足、為學科發展做出貢獻，是亟待想清楚的問題。為此我又向劉先生請教，好在我們兩家當時都住在北村同一樓房，來往非常方便，可以隨時登門拜訪。劉先生的外孫女“一一”對我不認生還特別有親和感，師母都感到奇怪。但我顧不上和她玩耍，仔細地向先生匯報了自己的想法，請教在學術上還沒有想清楚的問題。關于學術方向定位的問題，劉先生認為雖然可以涉及的領域很多，但是要考慮自身的長處和短處，結合自身的“國情”慎重做出最后決定。基督教研究固然很新，但是比較拜占廷研究，我的長處更多，不僅工作語言和資料占有具備了優勢，而且對國外學術發展狀況比較清楚，教學研究有連續性。特別是國家派出學習拜占廷史，說明國家發展有所需要，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個人價值更能得到體現。先生一席話說到我的心坎上，更堅定了我從事拜占廷研究的決心。如今年近七旬的我目睹歷史學百花園中盛開的拜占廷學新卉，眼見我國拜占廷研究翻天覆地的變化和新人輩出的喜人景象，不由得對在天之靈的劉先生會心一笑。我心中更大的難點在學術上，即對拜占廷“軍區制改革”的思考。我當時確定的第一大科研主題是拜占廷軍區制研究，認為此項改革意義重大，是拜占廷帝國軍事化的關鍵步驟，由于軍區制改革的成功和在帝國全境的推行，拜占廷史進入長達數百年的上升期。因此應該將軍區制在整個帝國的逐步推行看做是解開拜占廷帝國歷史曲折發展的一把鑰匙，即軍區制搞得好帝國就強盛，反之就陷入衰落。我拿不準的是，這樣的看法與國外學者的意見不同，特別是與相關權威學者的看法有別，是否會被指責過高估計了軍區制的歷史作用。劉先生聽罷微微一笑說，聽起來還蠻合乎邏輯的，如果你自信有理就不要在乎別人怎么看，即便是權威學者在學術上也與你地位平等，我支持你就此深入研究，拿出系列成果。先生的鼓勵極大地增強了我的信心，嗣后幾年集中研究這一問題，并在《歷史研究》等學術刊物上發表了系列成果，還以此作為拜占廷帝國通史學術專著和教材的核心觀點。出乎意外的是，國際同行也認可我的觀點，為表彰我在拜占廷史研究中的貢獻，希臘共和國特別向我頒發了金質勛章。劉先生為我第三次解惑幫助我在學術發展上首開勝績。

劉先生退休后常住北美女兒家，我只能在他回國的間歇時間偶爾拜見。先生不僅保持著旺盛的學術精力，思想一如往昔般活躍、銳利。我請教的問題多多，諸如“國學”、周秦巨變與歐洲中古社會、東方王權主義與拜占廷皇帝專制之比較等，不勝枚舉。其中特別值得回憶的是關于世界史學科發展如何借助我國本土史學研究優秀傳統的問題。早在錢乘旦老師作為第六屆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歷史學)評議組召集人領導我們努力實現世界史學科晉升為一級學科的艱苦努力時，甚至成為首屆(即第七屆)世界史評議組成員后，我內心就困擾著世界史學科發展的問題，這個學科與歷史學門類下其他兩個一級學科即中國史和考古學的關系，特別是世界史學科發展有什么獨特性，在科研教學中應該采取什么特別的措施，一直沒來得及想清楚。若有不解事問計于南山。劉先生饒有興趣(但因耳背多少有些困難)地聽我匯報了世界史學科的發展變化，并不時插話點評，似乎特別認可我關于借助我國本土歷史學研究長期發展經驗推進世界史學科內涵式發展的想法，認為中國史或外國史都是歷史研究的內容，從研究理論和方法上沒有本質區別，同樣重視史料的發掘與解讀，同樣需要學術創新等，隨著對外開放的深化，外國史研究史料難覓的問題大體可以解決，不同的是外國史研究要求學者具備更好的外語能力和國際交流的能力。中國有長期治史的傳統，積累了相當豐富的經驗(也包括教訓),世界史學科發展應該加以吸收借鑒，中國學者從事外國史研究當然要發揮自己的優勢了。但是，所謂“優勢”是什么需要仔細思考。中國本土的史學傳統有好也有壞，外國的學術也一樣有好有壞，要仔細鑒別，不能囫圇吞棗，一概而論。劉先生的點撥確實很有啟發，這個大問題我至今仍在思考，力爭早點想明白。希望劉先生這第四次解惑對我這個老學生有幫助，促使我更深入地思考并得到更合理的答案。

如今我雖然已經榮任南開大學講席教授，但劉先生永遠是我這個老弟子的榜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