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6日，追覓CEO俞浩連發三條微博，向小紅書“開炮”。他語氣激烈地表示，小紅書是一個“價值觀和盈利模式有毒”的“非常非常爛的平臺”，正是全行業對平臺的忌憚，才縱容了其肆意推送未經證實的假消息、肆意妄為。

4月26日，追覓CEO俞浩在微博發文向小紅書“開炮” / 圖源：@俞浩-愛送黃金

炮火還沒停止。到28日，俞浩仍在微博上喊話，讓小紅書公開“專把壞的往前推”的算法，應當為平臺上的信息承擔法律主體責任。

外界敏銳地捕捉到，俞浩此舉有維護其商業利益的動因——他讓用戶“基本不要信”小紅書上關于追覓產品的評價。但俞浩自己強調，這并非出于追覓近期遭遇負面輿情，而是他長期觀察的結論。看起來，俞浩的指責也的確超越了單一的商業維權，來到了平臺技術倫理的維度。

俞浩是誰？他所締造的追覓，恐怕是當下最受矚目的商業明星。央視春晚全程露臉、登上美國“超級碗”NBC黃金時段，作為一家從智能清潔產品起家、創業不足10年的科技公司，追覓每年保持營收增速超100%。而俞浩本人，也呈現出中國企業家里罕見的高調。他放言5年內登頂世界首富，讓追覓成為首個市值百萬億美元的公司。

追覓創始人俞浩

截至目前，小紅書對俞浩的炮轟采取冷處理態度。科技圈CEO玩家下場“掀桌”，抗議游戲規則不公平，帶來流量場里又一次博弈。

值得玩味的是，在與熱門平臺的“斗決”中，科技新貴自帶博弈的資本。而普通人，缺少這樣的能見度。

“意見”左右商業

為什么追覓跟小紅書掐起來？首先還是因為商業利益。追覓的拳頭產品——掃地機器人、洗地機、高速吸塵器，有科技含量，在日常家電里屬于大件，是典型的需要“種草”才能轉化的消費品。用戶需要看到真實的使用場景、對比測評，才能下決心購買。而這正是小紅書所擅長的。

追覓科技的相關負責人曾經透露，追覓線上與線下銷售占比大概是6:4。在清潔電器線上市場，追覓的份額一度高達18%，掃地機器人線上市場份額則達20.4%。

依靠“種草”，追覓飛速崛起，成為清潔家電的黑馬。但在硬幣的另一面，社交媒體上的“避雷”帖，也會給品牌帶來對等的打擊。

一直以來，追覓在網上忙于“反黑”。3月10日，追覓科技發表聲明，稱發現有組織抹黑追覓的水軍，在沒有實際購買相關產品的情況下，每發一條“拉踩”評論，酬勞3元。俞浩也在個人微博上多次點名，競爭對手大量購買“水軍”，“請大家不要相信評論區說追覓產品不好或售后有問題的，尤其是這種主頁沒有任何內容的，基本都是（對手）家請的水軍”。

3月26日，追覓科技監察部發布聲明

如履薄冰的追覓，不是孤例。

2025年12月，麗江文旅局曾經對小紅書發函，稱大量消費者利用平臺發布不實避雷帖、曝光帖，威脅企業退款。大量企業商譽受到詆毀，因不實避雷帖，企業退訂100余萬元，間接損失超500萬元。

無論是追覓還是麗江文旅，都因平臺的“口碑傳播”而頭疼。社交媒體徹底改寫了消費邏輯：每做一個消費決策之前，我們下意識地尋求“種草/避雷”的參考。當社交平臺上的“意見”匯流得足夠大，就可以左右現實世界里市場和商業的走向。

然而詭異的是，這種“意見”一方面是民主的，另一方面又是極其脆弱、容易被操控的。

具有口碑傳播價值的UGC（用戶生成內容）平臺，既被市場主體緊張地捍衛，也成為營銷博弈的戰場。例如，給書影音打分的豆瓣，長期存在水軍控評、賬號買賣的現象，屢禁不止。

而去年，高德地圖推出基于用戶真實到店數據的掃街榜，歸納坊間高人氣店鋪，號稱“用腳投票”，有較強的抗刷榜能力。這一新的流量入口，和大眾點評的必吃榜形成競爭。

高德地圖聲稱為100萬個小店提供飛行街景 / 圖源：新華社

當前最為典型的UGC平臺，就是小紅書。活躍的社區文化，是小紅書作為社交平臺的靈魂。它獨特的去中心化算法，鼓勵普通人分享自己的生活，得到和明星名人一樣被看見的機會，制造整個社區的“活人感”。

但同時，小紅書也是一家電商平臺。這意味著，我們所分享的生活和經驗，同時被納入電商生產和消費的一環，為平臺的商業價值貢獻原料。

這是社交平臺卷入商業邏輯的必然結果。從豆瓣、大眾點評再到小紅書，我們的“品味”，正在被商業化，而且成為巨頭們爭相保衛的戰場。

誰來定義“秩序”

小紅書的治理，并沒有俞浩所說的那么簡單。

在“內容+電商”的邏輯下，平臺集合了復雜的主體和利益訴求：商家要借助“種草”來營銷，同時希望保持口碑，避免被“水軍”誤傷；消費者則需要自由分享的空間，交流真實的生活和經驗，獲取消費參考。

在維護消費者評價權和維持商家渴望的“秩序”之間，平臺有其治理困境。

對于AI生成內容、水軍虛構評論，平臺可以從技術上做到檢測和識別。但平臺愿意投入多少資源進行治理，是一個看不見的“黑箱”。

小紅書安全中心對AI及第三方托管行為的規則說明

即便如此，有一個更根本的困境。假設水軍和AI都被清理干凈了，對于一個真實用戶發出的差評，商家認為“夸大其詞”，平臺要如何裁判？畢竟，“差評”也是一種建立在“主觀真實”上的用戶權利。惡意詆毀和“主觀覺得不好用”的界限，非常模糊。

而商家所主張的“秩序”，也并不絕對客觀——多數時候，它指的是對自己有利的秩序。例如，俞浩沒有說明，關于追覓的大量差評，有多少是出于“不中立的算法”，有多少是真實的用戶評價，而是告訴人們，“任何在小紅書上評論我們產品的，基本都不要信”。

如何舉證“差評”都來自有組織的抹黑，在技術上也頗有難度。畢竟，麗江文旅在喊話小紅書強化信息監管的第二天，就悄然撤回了發函。

可以想見，在互聯網消費的語境里，商家和用戶之間的利益立場是彼此“拉扯”的。設想，假如商家對普通消費者的意見制約太過，就約等于品牌對負面評價0容忍，正如同名人明星過分珍惜羽毛，對素人發起近乎泛濫的“名譽權”起訴。

互聯網消費的語境里，商家和用戶之間的利益立場互相“拉扯” / AI制圖（諾言）

在這場拉鋸中，最缺少話語權的，恰恰是沒有話語資本、沒有法務團隊的普通消費者。

而對俞浩而言，深層的憤懣或許來自于，平臺在這場游戲里，既是實在獲益的運動員，又是裁判員。

4月26日，他在微博發言：“大家就是害怕這個平臺，才導致這個平臺如此肆意推送各種未經證實的假消息，肆意妄為！ ”

不論指責本身是否合理，俞浩揭示了平臺流量有可能給企業“定生死”的恐懼。事實上，當我們把平臺治理的責任都歸結于平臺自身時，并且對此寄予了太高的期待時，恰恰說明，這種龐大的權力缺乏外部的監管框架。

俞浩認為平臺應該為虛假信息承擔法律主體責任 / 圖源：@俞浩-愛送黃金

2026年以來，追覓和創始人俞浩，始終處在商業的聚光燈下。俞浩曾經在微博發文，肯定自身代表了一種“鼓勵個性”的、進步的社會文明。或許他沒有意識到的是，他猛烈抨擊小紅書的方式，和他所抨擊的流量邏輯，本身是同構的。

封面圖為AI制圖

作者 |速棠

編輯 |向現

值班主編 | 吳擎

排版 | 諾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