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
大清整治貪腐相當硬核。
因為這是法律規定的。
翻開《大清律例》，對貪腐的懲治，絕對不留任何情面。
其一，是數額的絕對。
律法從不和貪官討論什么一時糊涂或是官場潛規則，它只認銀子。監守自盜，紋銀一兩，杖八十；至八十兩，斬立決。這種計算方式有著數學般的精準，完完全全地展示著大清律法的威嚴。
其二，是時空的絕對。
《大清律例》規定，貪污公款的虧空，不僅要追繳于生前，更要追索于死后。只要賬目未平，哪怕官員已入土為安，其子孫后代、族親眷屬，皆有義務“變產償納”。在法律的邏輯里，貪腐不是一個人的罪，而是一份永不逾期的債務，這對貪官的震懾是無比巨大的。
其三，是程序的絕對。
不管是對倉儲、漕運、鹽課錢糧，還是國防、軍隊，乃至工賑、河防，律法細致到了每一筆開銷、每一道手續、每一份賬冊的核銷。但凡侵吞虧空、虛報冒領、侵蝕公帑，，不論時隔多久，皆要“按律追贓，籍沒家產”。
其四，是身份的絕對。
職官犯罪，加等處置。身為代天巡狩的牧民之官，只要沾染了不義之財，便要剝去官服，枷號示眾，在法律的聚光燈下接受最徹底的肉體與精神毀滅。
這些條文在那兒躺了二百多年。它們字跡工整，用詞考究，在每一個朱批的案例里，都顯得莊嚴且不容置疑。
在執行層面，大清同樣雷霆萬鈞。我完全可以舉出許多例子，來證明大清對于腐敗問題的零容忍態度。從州縣小吏，到封疆大員；從戶部虧空，到河工軍費；從生前追贓，到死后抄沒，大清朝廷始終堅持發現一起、查辦一起，絕不姑息。
哪怕是皇親國戚、軍機重臣，只要觸碰了法律紅線，也照樣嚴肅處理。所謂“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在大清反腐事業中，可謂體現得淋漓盡致。
和珅聽說過吧，一等忠襄公、文華殿大學士，首席軍機大臣、領侍衛內大臣，說是正一品高官，那都是小看他。可就是這樣一個擁有超品爵位、身兼正一品文武官職，就因為貪污受賄、私藏珍寶，說拿下就拿下。正說明大清律法森嚴，即便位極人臣，也絕無凌駕國法之可能。
還有年羹堯，軍界第一大佬，被處理時列出了“九十二款大罪”。除了一些常規的帽子，最典型的就是經濟罪。眾所周知，雍正對于貪腐問題極為敏感。而年羹堯被列出的九十二款大罪中，涉及經濟問題的部分尤其引人注目，包括收受大量饋贈、私蓄財富、財產來源不明、家人借勢斂財、部下行賄。
至于那些“僭越”“狂妄”“擅權”之類的罪名，或許只是附帶問題。真正觸動朝廷神經的，顯然還是廉潔問題。
那么你看，這些一等一的大佬都因貪腐而死，中下層官員豈不要瑟瑟發抖。因而完全可以說，大清整治腐敗，是相當硬核的。
即使在大清行將滅亡前，還在一心想著如何完善反貪的法律條文。
1910年頒布《大清現行刑律》，1911年頒布《大清新刑律》。廢除了凌遲、梟首等酷刑；開始引入“受賄罪”、“濫用職權罪”等現代法學概念；區分了“職務內賄賂”和“職務外賄賂”。
毫無疑問，大清反腐的律法變得更科學、更文明了、更現代了。雖然歷史沒有留給這些法制新政什么時間，但我們依然可以說，它們的初心不是好的嗎？
然而問題也正在這里。
大清對于腐敗的懲罰，不可謂不嚴。從杖責、流放，到抄家、處死，再到追贓連坐，幾乎已經把一切能想到的手段都用上了。
可與此同時，清代的腐敗卻從未真正消失。
乾隆朝有和珅，嘉慶朝有虧空，晚清有買官賣官、軍費侵吞、厘金層層盤剝，到了地方基層，更是陋規遍地。
于是問題就變得十分耐人尋味，如果一個王朝法律極嚴、刑罰極重、皇帝高度重視、反腐運動不斷，卻仍然無法遏制腐敗。
那么問題究竟出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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