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偉東

青年毛澤東主張:“丈夫要為天下奇，即讀奇書，交奇友，創奇事，做個奇男子。”經歷晚清到民國初年不斷變化的政治思想的洗禮，青年毛澤東對革命理想的認識日益深化，認識到要實現救國救民的理想，除了讀奇書以修學儲能之外，還需要交奇友以共同奮斗。那么，青年毛澤東的交友到底奇在哪里？

目標之奇

1910年秋，青年毛澤東走出韶山沖時就立下了“學不成名誓不還”的大志向。為了學有所成，他一面不斷考學擇校以尋找良師，一面在學習生活中結交益友。在湖南一師學習期間，他深刻認識到“人非圣賢，不能孑然有所成就，親師而外，取友為急”。其交友的目標是希望得到朋友的幫助，成就一番事業。

一是“欲借外界以為策勵”，實現學業有成。1915年9月27日，毛澤東致信好友蕭子升說明自己求友的直接動因：“仆自克之力甚薄，欲借外界以為策勵，故求友之心甚熱。”“策勵”即督促勉勵之意。一個人的自制力總是有限的，即使勤勉自律如毛澤東仍然覺得自制力不足，想借朋友之力督促自己。顯然，他律可以補自律之不足。相互策勵是前提，相互學習是關鍵。青年毛澤東特別強調朋友間要相互學習，交流心得。他跟蕭子升坦言：“己有得，未嘗敢不告于人；人有善，雖千里吾求之。”只有相互學習，才能共同提高。要學習就要廣交朋友，因為“友不博則見不廣，少年學問寡成，壯歲事功難立”。通過向朋友學習，可以增長見識，精進學問，進而建功立業。以他律促自律，以互學促提高。這是直接目標。

◆1915年9月，毛澤東致蕭子升的信。

二是渴望團結更多朋友共同救國救民，成就偉大事業。青年毛澤東曾效法梁啟超之號“任公”，取名“子任”，意即以天下為己任。辛亥革命之后，青年毛澤東立下教育救國的理想，于1913年春考進湖南省立第四師范學校，一年后并入一師。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8月日本借機對德宣戰，占領德國在中國的殖民地青島和膠州灣，加緊侵略中國。1915年5月7日，日本下最后通牒逼迫中國簽訂“二十一條”，激起全國人民的強烈反對。一師學生籌資刊印反映國家局勢的愛國文集《明恥篇》，揭露日本陰謀，宣傳愛國思想。毛澤東在封面上題寫了四句話表明強烈的救國志向：“五月七日，民國奇恥。何以報仇？在我學子。”救國是愛國者共同的事業，但毛澤東甚感在校不自由，“儔侶太惡”，因此致信亦師亦友的黎錦熙說“必欲棄去，就良圖，立遠志，渴望兄歸，一商籌之”，“兩年以來，求友之心甚熾”，毛澤東希望團結更多志同道合的愛國者共同救國救民。這是根本目標。

因此，青年毛澤東的交友目標，奇就奇在不僅是為了相互策勵、進德修業，更是為了尋找同志、救國救民。

標準之奇

青年毛澤東志向遠大、自視甚高、律己極嚴，擇友的標準也很嚴。因為感到“來日之中國，艱難百倍于昔，非有奇杰不足言救濟”，所以他要交的不是平庸之輩，而是奇友，是“非常之人”。什么樣的朋友才稱得上奇友呢？

◆1915年秋，毛澤東向長沙各校發出《征友啟事》。

一方面是“能耐艱苦勞頓，不惜己身而為國家者，修遠求索，上下而欲覓同道者”。1915年9月，青年毛澤東在《征友啟事》中寫道：“但有能耐艱苦勞頓，不惜己身而為國家者，修遠求索，上下而欲覓同道者，皆吾之所求也。”這里主要講了四條征友標準：意志上要能吃苦耐勞，政治上要能為國獻身，思想上要像屈原一樣有崇高理想，志向上要與自己志同道合。標準之高，絕無僅有。一般人很難達到以上標準，加上國人性格多內斂，能應征、愿應征且敢應征者寥寥無幾。這次征友據說一共征到了三個半朋友，大浪淘沙，其中有兩個后來投靠了反動派，毛澤東沒有提及過他們的名字，還剩下一個是羅章龍，半個是李立三。羅章龍、李立三后來都成為中共早期重要領導人。

另一方面是不談金錢、不談家庭瑣事、不談男女問題者。據毛澤東的同學周世釗回憶，在一師求學期間，毛澤東有三樣東西不談，“那就是錢、家庭瑣事和男女戀愛”。而這些是青年學生下自習課后在寢室中常聊的話題，這也許是毛澤東深感“儔侶太惡”的原因之一。毛澤東常趁這段時間到路燈下看書，或者鍛煉身體，等大家安靜了才歸寢。毛澤東主張朋友之間不談金錢、不談家庭瑣事、不談男女問題，要談就談大事，如“人的天性，人類社會，中國，世界，宇宙”。有一次，毛澤東去一個同學家里，那個同學和他談起“買肉”的事情，并把傭人叫來，吩咐他去辦此事。毛澤東聽后十分生氣，拂袖而去，從此與該同學斷絕了關系。同學陳贊周評價毛澤東：“擇友甚嚴，居恒騖高遠而卑流俗，有九天俛視之慨。”就像從高天上俯瞰大地，那些庸俗的人根本入不了他的法眼。

◆1913年，在湖南省立第四師范學校求學時的毛澤東。

有志愛國、超凡脫俗，這樣的奇友從哪里找呢？一是青年學生，即和自己身份相似的青年才俊。二是下層群眾。毛澤東認為：“屠沽賈衒之中，必有非常之人。”即市井中殺豬賣酒的小商小販中往往隱藏著奇人異士。所以，青年毛澤東要交的奇友不是有錢有權的精英人物，而是普通百姓中的踔厲奮發之士。可見，毛澤東“不是要攀龍附鳳向上巴結”，追求個人謀職升官發財，而是目光向下，著眼于救國救民而結交有真才實學的人才。

易言之，青年毛澤東的交友標準有五：一要愛國，二要勇毅，三要有志，四要有才，五要自律。其交友標準，奇就奇在志向理想之高標、才學自律之嚴格。

方式之奇

欲交奇友，必得奇法。為求奇友，青年毛澤東不拘一格，大膽創新，創造了極富特色的交友方式。

廣告征友，史無前例。如前所述，1915年秋毛澤東專門寫了一則《征友啟事》，到各所大中學校張貼。以貼廣告的形式征友而不是征婚，這種方式，令人拍案叫絕。之所以用這種獨特的方式征友，說明他求友之心極為迫切。為什么這么迫切呢？一方面是身邊摯友突然減少。1915年3月，與毛澤東交情深厚的同班同齡摯友易昌陶不幸病逝；6月，與毛澤東志趣相投的摯友蔡和森考入湖南高等師范學校；7月，與毛澤東關系非常親密的蕭子升畢業，將去修業小學教書；9月，毛澤東的良師益友黎錦熙調入北京工作，擔任教育部新教科書編審。半年內四位摯友相繼離他而去，難免精神空虛，亟需填補友情空白。另一方面，救國的重任更加艱巨。1915年，日本加緊侵略中國，袁世凱賣國求榮，民族危機有不斷加深之勢。為了挽救民族危亡，迫切需要廣交朋友共同奮斗。于是，便有了廣發《征友啟事》這一創舉。

◆青年時代毛澤東。

以情待友，無私奉獻。幫助朋友，毛澤東從來不遺余力。有一次，蔡和森家斷炊了，為了減少開支，蔡和森背著一籃書去了愛晚亭，準備搞野外生存。毛澤東得知后，立馬過江找蕭子升想辦法。毛澤東、蔡和森、蕭子升皆是楊昌濟老師的得意門生，品學兼優，志趣相投，感情深厚，人稱“湘江三友”。蕭子升先后在修業、楚怡兩所學校上課，工資待遇尚可。蕭子升聞訊后，當即請假，帶上4塊大洋送給蔡母，并邀請蔡和森和自己同住，緩解了蔡家的困難。1918年4月，羅章龍想去日本留學，但經費困難，一籌莫展。毛澤東發動新民學會會員為他籌集了一半費用，并組織會員在長沙平浪宮飯鋪設宴為羅章龍踐行，臨別之際贈七言古詩一首，即《送縱宇一郎東行》。涉及經濟問題，毛澤東又堅持無私原則。好友蕭子升說愿意花200大洋購買毛澤東最喜愛的77種書籍相贈，毛澤東婉拒了好友的盛情，并說朋友間即使是少量金錢也是不贈為好。毛澤東的原則值得借鑒，因為經濟問題處理不好，容易產生隔閡，不利于朋友相處。

以誠諫友，胸懷坦蕩。在與朋友交往中，毛澤東從不隱瞞自己的觀點，往往直言不諱提出意見建議。如對好友彭璜，對其優點“志高有勇，體力堅強”給予充分肯定，對其缺點“感情意氣用事而理智無權”等則毫不留情給予批評勸誡。毛澤東與蕭子升常有觀點不一致，但并不妨礙他們成為好友。兩人都試圖說服對方，但往往誰也說服不了誰。蕭子升寫信說，后悔兩人爭論太多，“攪神廢日”，今后應少爭辯，以默默為準則。毛澤東回信說，爭論恰恰有益于思想和學業，“茍舍譚論而專求之書，其陋莫甚”“人獲一珠，家藏半璧，欲不互質參觀，安由博征而廣識哉”。同時他也認真反思自己“無靜澹之容，有浮囂之氣”，有要加強涵養之意。兩人雖然相互爭論，甚至相互批評，但事后總是一笑了之，并不心生芥蒂。

◆新民學會成立會舊址。

結社聚友，求同存異。經過長期交往，毛澤東身邊逐漸聚集了一幫志同道合的進步青年。他們經常在一起探討學問，談論家國天下的大事。從1916年開始，他們談得最多的問題是“如何使個人及人類的生活向上”。討論了上百次之后，他們得出了一個結論：“集合同志，創造新環境，為共同的生活。”1917年冬，毛澤東、蔡和森、蕭子升等商量組織一個團體，得到大家的積極響應。1918年4月14日，新民學會在岳麓山下劉家臺子蔡和森家成立。參會者有毛澤東、蔡和森、蕭子升、何叔衡、蕭三、張昆弟、陳書農、鄒鼎丞、羅章龍等13人，最初會員共有20多人。大會選舉蕭子升為總干事，毛澤東、陳書農為干事。在討論學會章程的過程中，毛澤東主張：“學會的學術研究應側重個人及人類的生活如何向上；學會的活動應側重改造社會，改造舊環境，創造新環境；學會的發展應向政黨發展。”但是，蕭子升認為：“現在能夠做的就寫，不能做到的就不寫。現在是學術團體，限于學術研究，修養道德，改良人心風俗。”多數會員同意蕭子升的意見。于是學會的宗旨被定為“革新學術，砥礪品行，改良人心風俗”。從此，這批先進青年有了自己的組織。新民學會后來發展成為五四時期全國影響最大的進步團體之一。

青年毛澤東的交友方式堪稱神奇，奇就奇在廣告征友之新奇、以情待友之無私、以誠諫友之坦蕩、結社聚友之團結。

效果之奇

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青年毛澤東當初的交友目標是相互策勵以進德修業和尋找同志以救國救民，而實際效果則超出了當時的設想。

首先，結交了奇杰之友。從1910年走出韶山沖，到1921年參加中共一大，在十多年學習工作生涯中，青年毛澤東結交的朋友很多，其中有不少人堪稱奇友。按照愛國、勇毅、有志、有才、自律的標準，大約有以下33位：蔡和森、何叔衡、蕭子升、蕭三、易昌陶、陳昌、羅章龍、李立三、羅學瓚、張昆弟、周世釗、陳書農、鄒蘊真、熊瑾玎、李維漢、傅昌鈺、曾以魯、楊開慧、易禮容、陳子博、彭璜、賀民范、匡互生、歐陽澤、劉明儼、張國基、夏曦、羅宗翰、陶毅、李思安、陳贊周、鄒鼎丞、葉兆禎等。其中擔任過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有蔡和森、何叔衡、羅章龍、李立三、李維漢等；早期黨員有何叔衡、羅章龍、易禮容、陳子博、彭璜、賀民范等；革命烈士有蔡和森、何叔衡、陳昌、羅學瓚、張昆弟、傅昌鈺、彭璜、陳子博、歐陽澤、夏曦、楊開慧等；為革命作出過特殊貢獻的有蕭三、熊瑾玎、劉明儼、張國基、羅宗翰、李思安等；長期從事教育的有蕭子升、周世釗、張國基、陶毅、劉明儼、曾以魯、匡互生、鄒蘊真、陳書農等。

◆1920年1月18日，毛澤東（左四）與輔仁學社成員羅章龍（左六）、鄧中夏（左五）等在北京陶然亭合影。

其次，確立了理想信念。在與朋友的切磋砥礪中，青年毛澤東提高了思想覺悟，快速地向馬克思主義者轉變。1919年12月至1920年4月，毛澤東在北京組織驅張（湖南督軍兼省長張敬堯）運動期間，在李大釗、鄧中夏、羅章龍等人推介下，熱切搜尋關于共產主義的書籍，并在《共產黨宣言》等三本書的影響下，從思想上和某種程度的行動上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羅章龍當時在北京大學上學，他后來回憶說：“毛澤東第二次來北京的時候，我們有一個龐大的翻譯組，大量翻譯外文書籍，《共產黨宣言》就是其中的一本。《共產黨宣言》不長，全文翻譯了……我們醞釀翻譯時間很長，毛主席第二次來北京后看到了。” 1920年11月湖南自治運動失敗后，毛澤東致信羅章龍說：“我想我們學會，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結合，要變為主義的結合才好。主義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趨赴。”在致向警予信中，毛澤東得出一個極為重要的結論：“政治改良一途，可謂絕無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環境一法。”所謂“另辟道路”“另造環境”，即拋卻對改良主義的最后一點幻想，從行動上堅決走馬克思主義革命道路。

更重要的是發出了“建黨先聲”。新民學會會員在探索和交流中，發出了建立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呼聲。1920年9月16日，在法國勤工儉學的蔡和森給毛澤東寫了一封長信，明確主張“明目張膽正式成立一個中國共產黨”。這是史料記載的第一次提出“中國共產黨”的名稱。毛澤東大約當年12月底收到蔡和森的來信，于1921年1月21日回信說“你這一封信見地極當，我沒有一個字不贊成”。1920年11月，毛澤東已接受陳獨秀的委托，在長沙建立了共產黨早期組織，因此他告訴蔡和森，“黨一層，陳仲甫先生等已在進行組織”。在毛澤東、蔡和森等人引導下，79名新民學會會員最終有42名加入了中國共產黨。50多名中共早期黨員中，有9位來自新民學會。由于最先提出中國共產黨的名稱，并且為黨培養了一大批早期黨員和領導骨干，新民學會又被譽為“建黨先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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