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6月，中央發電報至成都，請地方配合尋訪一位“協助紅軍搶渡大渡河的老船工”。電文簡短，卻讓西南軍區、四川省委如臨大敵。檔案里只留下模糊的只言片語：性情豪爽，安順場人，曾冒死送第一船。除此之外，再無線索。沿河幾十個鄉鎮被翻了個底朝天，始終打聽不到確切的名字。直到一位高齡老鄉拍著胸脯說：“你們找的，八成是老帥。”

工作組順著線索，沿安順場逆水而上。避開新修的公路，只能循著當年的羊腸小道。七月初，在一處竹林深處的吊腳樓，他們終于見到那位皮膚黝黑、滿臉溝壑的老人。聽說是解放軍來找自己，帥仕高猛地放下鋤頭，追著問：“是不是我那些紅軍弟兄有什么消息？”

握手那一刻，時間仿佛倒流到1935年。長征剛進入川西，追兵咬得緊，毛主席提出“搶渡大渡河”，這是生死攸關的一跳。安順場只有十三條木船，且多被地方民團收走。敵人已在對岸架起機槍，只要紅軍登船，子彈就往船篷上潑。當地人說：“河里浪頭像屋脊，掉下去就是萬劫不復。”多半船工搖頭，一則怕水，二則怕被報復。就在這時，帥仕高站出來，簡單一句：“我識水性，我來。”

他的家境清寒，靠擺渡糊口，家中尚有老母病弱、妻子懷胎。可他認定，紅軍講理，不欺貧苦，值得相助。深夜，他悄悄摸回碼頭，找來三位同伴，藏好唯一完好的“九篙子”木船。次日拂曉，第一批17名突擊隊員登船。子彈擦著水面，“啪啪”濺起水花。帥仕高一跺腳，硬是把船橫渡出去；浪頭掀來，他驟然轉槳，船身斜沖上岸。戰士們躍下艙板，扛槍就地臥倒，隨即展開火力，保護第二船靠岸。

有意思的是，岸上國民黨守軍被這股猛勁嚇住，竟愣了片刻。紅軍抓住機會，一晝夜接連沖出十余趟，三千多人先后登陸。第三天拂曉前，二萬余紅軍全部過河，緊接著北上強攻瀘定橋。至此，大渡天塹被撕開，長征從絕境闖出一線生機。渡口旁的竹筏早已破碎，帥仕高的雙手卻因長時間握槳磨得血肉模糊。紅軍衛生員要替他包扎，他笑著推開：“來不及，先緊著你們戰士。”

紅軍走后，蔣介石惱羞成怒，下令嚴查“為匪助逆者”。安順場多位船工被抓，帥仕高趁夜進山，靠采藥渡日。他在山里熬過了兵荒馬亂，扛過了解放戰爭，直到新中國成立也沒出過四川一步。村里人都知道他做過大事，可外界卻無人知曉，他也從不張揚。1954年的那封電報，把他淡去的名字重新拉回公共視野。

“當時害怕嗎？”工作人員問。老人抿了口茶，回答很輕，“怕啊，可是更怕看著人家好人被欺負。”這句平白話，正是那代人的底色。后來有關部門為他記一等功，安排他進省城療養，他卻只提出兩件小事：給村小學添幾套課桌、修一條通往渡口的石階。批文很快落實，小學孩子們第一次坐上了有靠背的木椅。

1961年春，彭德懷元帥重訪安順場。同去的軍區參謀提醒：“那位老人就在前面。”彭老總大步上前，一把握住他的手：“老哥，你當年的那一槳，可救了我們的命！”話音未落，二人早已熱淚盈眶。村民們夾道鼓掌，那情景，如同當年驚濤中的吶喊。

進入八十年代，改革開放的春風吹到大渡河畔。1987年，楊得志上將邀請帥仕高赴京參觀。老人第一次坐飛機，起飛瞬間，他攥緊靠椅扶手，小聲嘟囔：“這玩意兒比我的木船快多了。”抵京的第二天，他在天安門廣場久久佇立，望著五星紅旗升起，嘴里只說了一句：“這風，真有勁。”

1995年秋天，85歲的帥仕高在家中安詳離世。生前，他始終未向國家提出過個人要求，只留下一句囑托：“要讓娃娃們記得那段日子，記得紅軍好。”如今，安順場的渡口已被攔河大壩改貌，舊木船陳列在紀念館內，船舷上斑駁的斧痕仍在。每逢有人問起，船工的后人總會說：“爺爺那一下船槳，劃開的不僅是江水，更劃開了生路。”

大渡河仍濤聲如故，岸邊樹起的石碑記錄著1935年的驚心動魄。人們常感慨紅軍的勇猛，而那支撐戰士們突圍的，還有無數像帥仕高一樣默默無聞的百姓。長征勝利的圖景，正是這些碎片拼合而成；細看之下，每一筆都是血與火，也是信義與擔當。

在安順場老街，茶館里掛著一張舊照片：年輕的船工赤腳立于船頭，遠處浪花翻滾。老人沒留給后人豐厚家產，只留下兩行字：“幫人過河，不問回報。”他的兩個孫子，后來先后參軍，穿上了軍裝。提起祖父，他們只說：“他渡過的是河，我們要守的是國。”

這段往事過去近九十年，名字或可被塵封，功績卻長存。大渡河水東流，帶走硝煙，也見證了信仰的重量。若問那一舟十七人如何改變了長征的生死分界，或許可以這樣回答：有人在急流中挺身而出，才有后來漫山遍野的紅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