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首廣為流傳的唐詩被證實“偽造”，原來唐朝并無記載這位詩人的存在！

1706年初冬，江寧織造府的燈火連宵，曹寅催促十名翰林核對最后一冊稿紙。九百卷《全唐詩》即將雕版上石，距離康熙帝欽定的交稿期限只剩半月。倉促之中，一位署名“牟融”的詩人被默默收入正編，小傳注明“貞元、元和間人”，與李白、杜甫并列。沒有人想到，這名“盛唐才子”其實是穿著明代長衫的后來者。

翻開當年的卷帙，牟融的《客中作》先聲奪人：“千里云山戀舊游，寒窗涼雨夜悠悠。”句法勁健，意象開闊，一派高古之風。正因為太像唐詩，編纂者幾乎沒有猶豫便放入正目。清初集中整理典籍，重在“廣收”“全備”，對真偽甄別的標準遠不如后世嚴苛；再加上時間緊、底本紛雜，一旦文字看似合法度，便極易蒙混過關。牟融因此堂而皇之站上了“正典”的舞臺。

疑點卻早已潛伏在詩行之間。牟融有一首送別詩寫給書家徐浩，落款卻是“建中己巳”。可徐浩卒于天寶十五年，這相當于讓離世近半個世紀的故人起死回生。又有一首《送朱慶馀及第歸宣州》，題辭卻指向寶歷二年。朱慶馀的活動期比徐浩晚百年有余，牟融要么活了兩個甲子，要么就成了時空旅人。類似的錯位并非孤例——詩中屢屢出現“范啟東”其人，考諸畫史，卻發現與明成祖時的畫家范暹同名同字。兩條平行的時間軸在牟融筆下被硬生生掰作一條，矛盾昭然。

時間線的破綻引來后世學者的細讀與質疑。有人翻檢國圖所藏數十種唐人詩鈔，均無“牟融”其人其詩；再溯其來源，卻在明末名士季振宜私家輯錄的《唐詩》中發現了線索。原來，清廷欽修《全唐詩》時，以季氏藏本為藍本之一，牟融便隨卷而入。至此，一條明抄本——私家叢鈔——宮廷總集的傳播鏈躍然紙上。

明代中葉，“文必秦漢、詩必盛唐”成為士人共識。前后七子把杜甫、李白扶上神壇，繼而引來仿古熱潮。有的文人操刀“效元和體”，有的書坊干脆另起爐灶，把新作寫成老名號，再冠以“唐人手稿”售賣。收藏家趨之若鶩，既得雅好，又可炫示學養。一道道手抄本流轉數省，經歲月漂洗，真偽邊界被反復稀釋。牟融詩的大部分篇什，很可能就在這種商業鏈條中誕生：寫手模仿盛唐聲律，書商蓋上“唐牟融”印章，藏家再添一部“孤本”，皆大歡喜。

有人或許要問，既然漏洞如此明顯，曹寅和翰林們為何沒能識破？必須承認，康熙四十年代的文獻條件，與今日大不相同。大量唐人別集在宋末元初的兵燹中遺佚，能見的不過零星殘卷。編者面對雜亂無章的明抄本，如入迷霧，既不敢刪減，又缺乏交叉參校的便利。加之官修總集講究“寧存勿闕”，只要文辭不俗、標名“唐人”，便是寶貴補苴。此時的辨偽方法雖已萌芽，卻遠未形成系統，錯收幾位“古人”并非孤例。

進入清末民初，考據之學勃興，金石、校勘、目錄學交相呼應，牟融終于迎來審判。學者將其六十九首詩與明代復古派文本比對，發現用韻、用典、句法皆更近于中晚明。再輔以前述時間錯亂與姓名重合的硬傷，推翻“唐人”之名幾成定論。新編《全唐詩》不得不將牟融詩統移附錄，注曰“明人仿作”。

順便提一樁并不孤單的案例。相傳唐溫如的《題龍陽縣青草湖》也曾出現在多種選本，后被郭紹虞等證實為宋元人偽作，緣由同出一轍：唐詩品牌效應太強，掛上盛唐標簽，比署自家姓名更易傳世。可見，“偽唐詩”并非孤例，而是古代書籍市場生態的自然產物。

這一連串誤收、流傳、辨偽的循環，讓人直觀看到文獻整理的兩難：一方面總集必須兼收并蓄，才能最大限度留存資料；另一方面，時代久遠、底本眾多，又難免沙礫混入。后世的考證并非否定編者，而是利用新出土的材料與更周密的比勘手段，去補上舊日無法完成的工序。

至于牟融本人是否確有其人，抑或只是書坊為討好市場杜撰的筆名，案卷至今仍未完全合攏。不過可以肯定的是，他的詩行并未因“降級”而失去讀者。仿作固然失真，卻也折射出明代文人的審美追求；若非筆力可取，斷難騙過清初翰林挑剔的眼睛。

“這詩真是唐人的嗎？”后輩學者伏案查對，忍不住發問。旁人輕聲回應：“細看，就露餡了。”一句對話，恰好點出考據作業的樂趣。文字經得起放大鏡，方配得上“典籍”二字。牟融被移出正編的那一刻，《全唐詩》也向更精準的學術標準邁前一步。對于后來的讀書人而言，掌握辨偽之法，與詠誦詩句一樣重要；只有在真相與美感之間保持警惕，古籍里的光影才能更加清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