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厲以寧教授去世多年后，為何許多底層老百姓談及他的名字總是滿腹怨氣呢？
1982年冬，首鋼老煉鋼車間的天車停在半空，爐火還亮，卻沒有材料可煉，工人站成一排，手揣在棉襖里，喃喃一句：“這活兒，怕是干不長了。”那一年，計劃體制的沉疴已顯，虧損、積壓、缺料像霧一樣籠著國企的屋頂。就在同一時段，北京大學校園里，41歲的厲以寧把一疊厚厚的講義拍在講臺上，他提出：要讓企業自己找錢、自己算賬，“股份制是一條活路”。
很多人后來將1980年代的這番倡議視作分水嶺。此前，企業是“國家孩子”，吃財政“大鍋飯”，連澡堂子、幼兒園都要管；此后，產權、市場、股權這幾個生澀的字眼開始進入政策文件。股份公司試點被批準，1990年上海、深圳交易所掛牌，原本躺在車間里等指令的廠子，忽然要學會看行情、算資產。效率確實抬頭，一批企業掙脫束縛，大膽招兵買馬，活力像悶熱夜里的一陣雷雨，說來就來。
可車間里的師傅們并未立刻嘗到甘甜。90年代中后期，“減員增效”四個字像紅印章似的，蓋在各地改制通知上。短短幾年，全國兩千多萬名工人走出廠門，制服鎖進柜子。有人接過區里發的《再就業優惠卡》，卻踏破鐵鞋也找不到合適崗位；有人干脆擺攤賣菜，遇到熟人只好訕笑。社保改革還沒跑順，原本包攬一切的單位解體后，醫保、托兒、分房一并消失。
那時的“職工股”成了安慰劑。文件寫著“工人持股不低于5%”，聽上去公平，但股份不能流通，分紅一年還不夠買三袋面粉。與之相映成趣的，是廠長們搖身一變成為企業家，幾張紙、一枚公章就能把優質資產打包進新公司。連深夜排隊領補償金的老工人都看懂了這場游戲的贏家——“人家兜兒里鼓起來了，我們的鐵飯碗砸了。”
中央層面并非沒有兜底動作。失業保險金、“兩補一扶”、再就業工程相繼推出，可省際統籌未成型，地方財政捉襟見肘，再加上年齡結構偏大，滬寧沿海的就業信息傳到東北、內蒙古已是半年后。老工人蹲在勞務市場，耳邊回響的卻是十幾年前的工資號子，“今天還跟得上不？”沒人敢回答。
2000年后，話題轉向鄉村。厲以寧在一次研討會上提到“待富者”——他認為農村仍有大片人群有待分享改革紅利。隨即，“土地流轉”成為熱詞。文件希望通過集中經營提高效率，資本、合作社、龍頭企業下鄉，描繪出“畝產萬斤、農民拿租金”的愿景。
然而現實并不輕松。許多農戶識字不多，合同一疊足有三厘米，“能種地不會看字”的老漢只能依賴村干部解釋。交地之后，每畝年租五六百元，遠不及自己辛苦耕作的收入；若再碰上市場波動，資本方虧了拍拍屁股走人，田地卻要等三五年合同期滿才能收回。有人苦笑：“地成了別人的，天旱也輪不到咱操心，可吃飯錢也少了一半。”
城鄉之間的鴻溝因此重新顯影。城市里，社保體系經過多輪并軌漸有雛形，養老金省級統籌讓部分下崗職工的賬戶穩定下來，可在村子深處，種田之外的技能匱乏，六十歲的老人再難進廠，繳費年限又缺口巨大，靠子女補貼度日成了常態。理論描繪的“共富”藍圖，需要更細的針腳才能縫補進每一張日常餐桌。
回頭審視，股份制改革解決了產權不清的問題，證券市場打開了企業融資的閥門，民營經濟隨之崛起，這些無可否認。但轉型節奏快于保障配套，留下的空當最終由最脆弱的人群去填補。經濟學派對宏觀格局的洞察無可厚非，只是當模型落到土壤里，變量便成了活生生的工人和農民。
“咱們那點股，誰敢賣？沒幾天就給稀釋了。”這是黑龍江一位老鉗工在2003年對街坊說的抱怨。類似聲音此后多年里并未消散。改革帶來的機會與苦澀并存，誰站在舞臺中央，誰被留在幕后，成為許多家庭飯桌上的常談。厲以寧的名字，自然也就與那些被迫改變命運的片段連在了一起。
走到今天，關于改革得失的爭論仍在史書與記憶之間拉鋸。若要回答“為何有人提起厲以寧仍覺窩火”，恐怕一句“利益受損”并不足夠；那是一代人對安全感驟失的復雜情緒，也是對未來保障能否跟得上的反復追問。經濟路標已經豎立，塵土中的腳印卻還在找平穩落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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