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軍區原副司令員周曼天

曲折抗日路

周曼天（口述）

上海八一三抗戰時，我還在讀書。我父親是個鐵路工人，在甬曹段工作。杭州1937年被占，紹興到寧波的鐵路停了，我父親就失業了。當時我在余姚讀私立中學，父親失業，我就不讀書了，在余姚城里山貨水果水產交易市場當學徒，學生意。

我有個老師姓熊，思想進步，七七抗戰以后，就到延安去了。1938年10月份他回來了，回來的任務就是到余姚建黨。當時我正在水果店，他經過，我看到他，不好意思叫他，他也沒看到我。有一天他來買點桔子，問我：“你不是周行南嗎？”這是我原來的名字。他說：“你是不是打了倪永祿？”

倪永祿是我的同學，是倪永強的弟弟，倪永強是余姚國民黨黨部的書記長。那時，倪永祿穿個綢長衫，把我當作鄉下人。我們要磨墨寫字，他自己不磨，我每次磨好了，他用我的寫，一次又一次。后來我就說：“你的硯臺筆墨怎么不拿出來？我磨好，你寫，已經半年都這樣。你不要認為你穿綢衫了不得了，我又不是你家里的傭人。”他就告狀，說我打他。其實，我只是把他的書包扔掉，說：“你不許這樣做。”

熊老師說：“我買了桔子，你能不能給我送去。”我說：“好的。”他是故意叫我送。以后，他跟我說：“倪永強是國民黨反動派，欺壓老百姓，反共的，你和他（弟弟）打架是一種階級斗爭。”他讓我參加革命組織、抗日組織，由他和我同學朱憲臣介紹。1938年9月，我加入了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簡稱“民先”），是秘密的，黨領導的。后來我知道，老師是中共余姚中心縣委的組織部長，皖南事變時，他犧牲了。

當時，余姚抗日的熱潮已經很高漲了。浙江國民黨的抗日愛國將領黃紹雄在共產黨的支持下搞了政工隊、抗日自衛總隊。后來經“民先”組織推薦，我考上政工隊，宣傳抗日，做民運工作。

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日本人以華治華，以戰養戰，出來加緊搶糧。42年新四軍浙東區黨委成立，號召反“掃蕩”，反搶糧。秋天收雙季稻，1943年8月21日，日軍和偽軍出動了四百多人，我們力量小，只有一百來人。余姚城的日偽軍開到橫河鎮這一帶搶糧，搶了兩大船的糧食。牛啊，豬啊，雞啊，鴨啊，吃的東西都要。我就提出來：“我們只有100多人，他們有四五百，不能正面打。他們余姚城里差不多空了，只有打余姚城，圍魏救趙。把余姚城震動了，才能粉碎敵人搶糧計劃。”我自己帶隊，干部4人，挑了我們家鄉余姚城區的子弟兵戰士，組織了16人的突擊隊。

16個人去打余姚東門的據點，叫皇山橋。皇山橋是要害地方，是余姚東門，向東的來往進出口，背靠大玉皇山，山頂有日軍瞭望哨，山下有一座關帝廟，內駐偽軍一個排，關帝廟面向皇山橋是一座石拱門大橋，是姚江分成兩路支流的交匯點。我們穿便衣，我穿的是長衫，化裝成小學教師。8月22號晚上，我們連夜奔襲，走了40多里路。敵人那里的情況，我已經讓偵察班長葉長貴都去看過了。皇山橋有山，山上有日本鬼子瞭望哨。我們一定要在天亮以前到皇山橋集市上，等據點開放。我們全部化裝了，兩個人挑稻草進城，有的用扁擔挑兩個麻袋，進城去做生意。

到那里以后，我們就等著。開始有個帶班的偽軍穿了棉大衣，帶著槍，從橋南邊出來，到豆腐店去洗臉，吃豆漿。當時好幾個戰士想抓他，我示意他們分散，不能抓，一抓不得了，要讓他走。

橋下面一個關帝廟，是偽軍一個排的據點。到六點，門開了，兩個挑稻草的先進去，看看敵人有沒有起床，有沒有活動。敵人晚上吃喝嫖賭，認為部隊出去“掃蕩”了，比較太平。我跟在兩個挑稻草的后面上去了，敵人問：“你的良民證呢？”我說：“有，有。”我的駁殼槍在身上，就拿出來就對準他：“不要動！”結果，有個小偽軍，十五六歲，拿著槍來換崗。從關帝廟出來，看到了這個情況：我就站著，用槍對著兩個站崗的，兩個站崗的手都舉起來。小偽軍推子彈了，我看到這個情況，槍還對著兩個哨兵，人就轉到沙包后面。葉長貴手里有扁擔，扁擔上有兩個麻袋，他看到后，就連扁擔帶麻袋，劈上去，小鬼跌倒，葉把槍拿過來。

我打扮成小學老師，手里拿一把黑的陽傘。我把傘高舉丟到江里，這是信號，意思是：“大家趕快沖進去。”一沖進去，有的日偽兵還沒有起來，我們把敵人全部抓牢。他們關帝廟另外有一個房間，可以鎖的，我們把他們都關在那里。我們得了24支步槍，就趕緊撤離。

我們打據點的消息傳到日本鬼子那里，日本鬼子就慌了。偽軍不敢講就只有十幾個人打下了據點，他們說三五支隊很多人進城了。日本憲兵隊馬上發電報，叫橫河搶糧的部隊急速趕回，保護余姚城。余姚城戒嚴三天，搜查。這一仗以后，橫河搶糧的部隊把搶來的東西統統丟掉，輕裝跑步回余姚城。

另外還有一件事情，我記憶很深的。日軍在離楊家岙十華里山路的姚江邊丈亭鎮上設了據點，一到那個地方，就招收當地的地痞流氓，當漢奸。楊家岙附近蘇家村有兩個人，是堂兄弟，都是流氓、幫會分子。他們兩個人身上帶著太陽旗袖章，到楊家岙去抓楊東林。楊家岙是我任政工第三區隊第三小隊隊長時的工作地區，楊家岙是我們的工作重點地，楊東林是保長。楊東林原來是山村教師，我在政工隊主持時的民選保長，還是龍南鄉戰斗支團支團長。他為人正派，抗日愛國，也曾是我們準備發展的入黨對象。兩個漢奸，一個在村頭放哨，一個直奔楊東林家。他對楊東林說：“你這個地方有共產黨，皇軍要把你帶走。”其實他想敲竹杠。楊東林說：“好，我跟你去，你帶路，你先走。”他到門口。山區老百姓在門口都有一排砍頭刀，楊東林順手拿了一把刀，向漢奸頭上砍去，連砍兩刀，把這個人劈死了。村里的糾察隊把站崗的漢奸也抓住，打死了。楊東林跟我匯報，我說：“日本鬼子可能要來搜，找這兩個漢奸。凡是參加這個活動的，二十多個人趕快離開。到附近山區強家、吉慶寺和山谷巷隱蔽，給村里的相關家屬做工作，要保密。”

以后我由五支隊四大隊任命建立余姚城區游擊隊時，這批參加鋤奸的偵察隊員成了游擊隊的骨干分子。（選自張勤等編著《親歷抗戰：百位在浙抗日老戰士口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