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底美以伊戰事爆發以來，全球能源價格飆升，波及歐洲。在此情況下，德國正陷入經濟增長放緩、通貨膨脹反彈的困境，也引發了人們對從化石燃料到可再生能源轉型的再思考。

20世紀70年代曾爆發過兩次石油危機。一是1973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機，二是1979-1980年的第二次石油危機。這兩次危機均重創西方國家經濟。至今西方經濟學家提及這兩次危機及其后果時，依然有談虎色變的感覺。

1973年爆發的第一次石油危機起因如下: 在第四次以色列-阿拉伯戰爭（“贖罪日戰爭”）期間，阿拉伯國家1973年10月17日決定減少或完全停止向西方工業國輸出石油，以敦促這些支持以色列的西方國家改變其對以色列的庇護態度。同時石油輸出國組織（簡稱“歐佩克”，OPEC）大幅提高油價。這次石油危機清楚地表明，西方國家對化石能源，特別是化石燃料，依賴嚴重。

在當時的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執政的是社民黨和自民黨組成的聯合政府，聯邦總理是社民黨人維利?勃蘭特（Willy Brandt）。作為對危機的直接反應，聯邦議院通過《能源安全法》。根據該法，聯邦總理和經濟部長1973年11月20日頒布命令，禁止在1973年11月-12月的四個星期日駕駛機動車，并在六個月內限制機動車的行駛速度。

據稱，推行這些措施的目的不僅是為了節約石油，而且也是為了讓人們意識到形勢的嚴重性。

1974年，聯邦德國不得不為其石油進口比前一年多支付約170億馬克。這加劇了經濟危機, 并導致短時工作、失業、社會支出和公司破產顯著增加。當時德國政府實行凱恩斯主義經濟政策，造成通脹攀升與經濟低速增長交織并存的狀況。

1979-1980年爆發了第二次石油危機。石油價格下降之后，在1979-1980年的第二次石油危機期間，又出現了短暫上漲。這次是由伊朗的伊斯蘭革命（1979年）以及兩個相鄰產油國伊拉克和伊朗之間爆發的第一次海灣戰爭（1980年）所帶來的生產短缺和不確定性引發的。當時的油價最高漲到約每桶38美元。20世紀80年代末，油價再次下跌到每桶20美元以下。

如同第一次石油危機，這次石油危機同樣給西方工業國帶來嚴重后果。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國的通脹率遠高于現在，1980年3月甚至達到14.8%的峰值。時任美聯儲主席保羅?沃爾克（Paul Volcker） 采用“休克療法”, 不惜大幅提高聯邦基金利率: 1979年的平均值為11.2%，1981年6月達到20%的峰值；最優惠利率1981年也上調至21.5%。

雖然沃爾克成功地治愈了頑固的高通脹，但同時也使美國經濟在1980-1982年陷入衰退，其間美國失業率升至10%以上。

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經濟同樣再次陷入低谷。通脹率飆升, 1981年為6.3%（在第一次石油危機期間, 1973年為7.1%, 1974年為6.9%, 6.3%是上世紀70年代至2021年期間第三最高值）。同時失業率急劇攀升。根據漢堡商會的數據，1980年，漢堡有23084名登記失業者，而1985年的相應數字幾乎是四倍，達到89162人。失業率從3.4%飆升至12.3%。第二次石油危機帶來的嚴重后果由此可見一斑。

總之，20世紀70年代爆發的兩次石油危機，導致國際油價暴漲，西方發達國家生產停滯與通貨膨脹并存，陷入嚴重經濟滯脹，不僅重創當時這些國家的經濟，同時也因其產生的深遠影響，成為現代經濟史中關于能源安全與滯脹現象的經典教訓。

20世紀70年代兩次石油危機爆發以來，約半個世紀過去了。盡管全球可再生能源（如太陽能、風能）投資正在大幅增加，但世界經濟迄今為止仍未從根本上擺脫對石油、煤炭、天然氣等化石燃料的依賴。

而始于2月28日的美以伊戰事同樣對全球能源供應造成嚴重影響，特別是石油和天然氣領域，并導致全球性的能源供應短缺和價格上漲, 從而也再次為對化石燃料過度依賴造成嚴重后果提供了鮮明一例。

雖然歐洲最大經濟體德國如今對海灣地區化石能源的依賴程度較低，但仍承受了相當大的壓力。

4月初，德國主要經濟研究所發布了春季聯合經濟預測報告。鑒于伊朗戰爭的影響，這些機構已將其2026年的經濟預測下調超過一半：今年德國經濟增長率僅為0.6%，而此前預期則為1.3%。德國經濟部長卡特琳娜?賴歇（Katherina_Reiche）4月底也大幅下調德國經濟的增長預期。今年1月，德國政府曾預計增長率為1.0%，而現今則下調至0.5%。

而就通脹率而言，聯邦統計局4月中旬公布的數據顯示，德國3月通脹率同比已反彈至2.7%，高于2月的1.9%，且主要是能源價格上漲7.2%所致。為此，聯邦統計局局長露絲?布蘭德（Ruth Brand）明確表示:“能源產品價格的顯著攀升正推高通脹。特別是自伊朗戰爭爆發以來，燃料和取暖油的價格對消費者而言已大幅上漲。”

這就表明，由于美以伊戰爭導致能源價格飆升，德國現正陷入經濟放緩、通脹反彈的困境，從而也引發了人們對能源轉型的再思考。

4月中旬，在德國首都柏林舉行了第17屆彼得斯堡氣候對話部長級會議，旨在為將于2026年11月在土耳其安塔利亞舉行第31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締約方大會（COP31）做準備。開幕當天，德國媒體就評論道：“氣候政策正面臨危機。出人意料的是，伊朗戰爭和不斷上漲的能源價格或許能為氣候政策注入新的動力。在今天開幕的彼得斯堡氣候對話會上，各方將致力于建立新的合作聯盟。”

而就在這次氣候對話會召開前夕，德國社民黨籍環境部長卡斯滕?施耐德（Carsten Schneider）就已表示:“為了讓下一次化石能源危機的沖擊減輕，氣候政策能夠提供解決方案。”他指出，可再生能源、電動汽車和熱泵早已提供了有效的應對措施。在他看來，當前這場化石能源危機將起到催化劑的作用。

在氣候對話會上致開幕辭時，施耐德則表示:“我們正經歷著給人類造成巨大苦難的戰爭。而且在短時間內，我們第二次目睹了化石能源市場的劇烈波動。石油、天然氣、煤炭等化石能源的價格大幅上漲。一些國家已對化石燃料實施配給。部分企業已削減產量。”他還稱：“顯而易見：這場危機是化石能源的危機。化石能源無法提供人們、企業、國民經濟和全球供應鏈迫切需要的供應保障。如今，任何依賴石油和天然氣進口的國家，都面臨著難以估量的風險。”

雖然石油能源危機確實能帶來巨大的改革推動力，促使各國加速能源政策大轉型，將目光從進口化石燃料轉向可再生能源，但實事求是地說，石油時代還遠未結束。據報道，按照歐佩克等機構的觀點，預計到2050年，石油仍將在全球能源結構中占據重要位置，當然這種觀點也遭到國際能源署（IEA）的駁斥。

但無論如何，美以伊戰爭還是給全球再次敲響能源轉型警鐘，并激發了公眾的轉型意識。畢竟能源轉型不僅僅是重大的國家戰略，它更體現在日常生活中的“小事”上。通過日常節能和生活方式的微小改變，普通人同樣也能為氣候保護做出貢獻。而在歐美市場上，眼下頗受人們關注的則是，對電動汽車的需求正在飆升。

1月，德國“黑紅聯盟”政府重啟電動汽車購置補貼，對新購入電動汽車的家庭提供最高可達6000歐元的補貼，旨在推動德國國內電動汽車產業發展。

雖然專家們對當下需求激增是否具有可持續性仍存爭議，但觀察人士普遍認為，當前的能源危機加速了轉型進程。而這一進程早在伊朗戰爭爆發前就已經開始。這場危機結束后，需求增長能否持續，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汽油價格、汽車價格以及充電基礎設施的未來發展態勢。

清潔能源革命正由市場力量所驅動，化石燃料終將壽終正寢。全球能源轉型已成不可逆轉的歷史潮流，大勢所趨，勢不可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