確定性就是最大的吸引力。

文 | 華商韜略 陳斯文

當下的全球資本正在經歷一種普遍焦慮：去哪里尋找確定性？

過去幾十年，中國被視作“機會型市場”的代名詞——龐大的內需、齊全的產業鏈、巨大的人口紅利，讓中外企業都愿意去包容成長中的規則摩擦。但當全球供應鏈進入重組期，當“Next China”的探討甚囂塵上，單靠“市場大”已經不足以對沖外部的不確定性。

洞察到這一點的中國，正在悄然進行一場深刻的轉向：不再僅僅依賴規模和機會吸引資本，而是試圖用法律和制度，重新定義市場的“底盤”，從“機會型市場”走向“制度型市場”。

2026年5月8日，國家發改委發布了《中國營商環境發展報告（2026）》，在這份關于中國市場如何從規模擴張走向制度定型的全景圖背后，藏著一場真刀真槍的重構。

【01 法治筑底：用“法律”定義市場信心】

2025年，對于中國市場經濟而言，有一件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標志性事件落地——《民營經濟促進法》正式通過并實施。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對民營經濟的鼓勵，已經不再是被探討、被爭論的話題。從政府到社會大環境的長期鼓勵，讓這株當年的幼苗，成長為中國經濟的參天大樹：

在體量上，民營經濟貢獻了中國經濟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國內生產總值。

在技術創新領域，民營企業貢獻了70%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涵蓋超80%的國家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超90%的高新技術企業。

它的進出口額占我國外貿總值比重接近60%，連續6年穩居我國第一大外貿經營主體地位；吸納了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是新增就業的第一大渠道。

因此，在高速發展的現實面前，《民營經濟促進法》落地的意義，要遠超重申“鼓勵”，它更大的突破在于：

第一次將民營經濟的地位、權利、邊界，以法律形式固化為不可動搖的剛性約束。

在《民營經濟促進法》的框架下，幾項核心原則第一次通過法律的形式得以錨定，比如市場主體的平等準入、政策執行必須有法可依、行政權力不得越位干預、企業進退成本必須可控透明。

這意味著，過去靠“政策表態”支撐的信心，現在開始變成“制度保障”托底的底氣。而這不是單純語義上的變化，而是底層邏輯結構的改變。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普及、實施，最終深入人心。根據《中國營商環境發展報告（2026）》披露，伴隨著該法的施行，全國各地召開宣講培訓超11300場，召開民營經濟座談會超9300場，各級黨委（黨組）組織專題學習超3360場，在全社會形成了學法用法的濃厚氛圍。

與此同時，《商事調解條例》制定出臺，《仲裁法》、《保障中小企業款項支付條例》修訂完善，營商環境的制度性保障，隨著法治社會的建設，一路走深走實。

▲圖源：人民法院新聞傳媒總社

有了法治的堅實地基，中國營商環境的“上層建筑”也正在同步發生質變：不再滿足于“開窗通風”式的開放，而是致力于“重塑筋骨”式的重構。這條重構之路，在《報告》中被清晰地刻畫出來。

【02 規則重塑，從“放開市場”走向“設計市場”】

當我們理解了“重構”的意圖，再去審視《報告》，就會看到這場改革的全貌。

這不是一份單純記錄“少跑幾次，省下幾元”的效率清單，當改革的觸角越過傳統的“簡政放權”，深入到市場機制的毛細血管，一場覆蓋企業全生命周期的“制度設計”正悄然完成閉環。

《報告》正是沿著這條脈絡，為我們清晰地標注了這場重構的五個關鍵層面：

在“進入市場”層面，曾經的“減審批”，正在被如今的“破壁壘”所替代。

2025年，市場準入負面清單事項進一步縮減至106項，比2022年版壓減14%。但更關鍵的動作在于“清障”——全國累計梳理排查文件3.8萬余件，修訂或廢止2300余件，破除了一批隱性壁壘，堅持“發現一起、破除一起”。

在吸引外資上，制造業領域外資準入限制全面取消，新版鼓勵外商投資產業目錄總條目增幅超35%，全國新設外商投資企業70392家，同比增長19.1%。

與此同時，流程再造則讓企業遷移材料從32份壓減至8份，跑動精簡至1次。在天津，由于建設項目開工“一件事”的推行，實際用時平均縮減了51%；在北京，由于聯合驗收“菜單式自助辦”的推行，企業可根據工程實際自主選擇驗收事項。

隨著市場準入的門檻，一步步走向實質性的拆除，“非禁即入”正在從理念，變成可操作的現實。

在“要素保障”層面，曾經的“給資源”，正在走向今天的“精配置”。

在報告中，數據要素的制度性突破尤為矚目，2025年，有26個省份建設數據基礎設施，北京、上海等地實現數據產品“一地上架、全國互認”，9個自貿區發布數據出境負面清單，促進汽車、醫藥等22個領域數據高效便利安全跨境流動。

在資金要素上，普惠型小微企業貸款余額達37萬億元，是“十三五”末的2.4倍；安徽等地深化“無還本續貸”改革，余額同比增長49.5%，直擊中小企業過橋資金痛點；推廣“創新積分制2.0版”，用算法為企業精準畫像，讓2.3萬家中小科技型企業憑借“創新屬性”而非“磚頭房產”獲得首貸。

技術要素上，全國盤活68萬件存量專利與46萬家企業精準對接，技術合同成交額7.57萬億元。甘肅平涼甚至通過“電子耳標”將紅牛活體，轉化為可抵押的“數字資產”，發放貸款16.55億元。

這意味著，在要素獲取上，供給一端的變化，是從傳統的“批指標”轉向了“建市場”，而在需求一端，則不再靠“找關系”，只需靠機制。

在“經營環境”層面，過去的“松捆綁”，如今正在走向“立規矩”。

在這個企業感知最深的領域，2025年，國家出手大力整治“內卷式”競爭，出臺《公平競爭審查條例實施辦法》，細化66項審查規則，糾治不當干預市場競爭行為。招標投標領域引入AI技術，檢測招標文件6.2萬份，發現并糾正違規3.6萬次，排查隱蔽串通問題線索5090條，讓暗箱操作無處遁形；民營企業中標項目數量占比達76.2%。

更讓企業解渴的是規范涉企執法：全國查糾涉企執法突出問題5.7萬件，涉企行政檢查總量同比下降33%，而發現問題比例反而提升18.5%，“不亂擾”與“查精準”同時實現。

在青海，掃碼入企大力推行，在新疆，43.69萬戶低風險主體被免除日常抽查。同時，31省全面推行“信用代證”，累計替代證明超4400萬個，“一份報告替代一摞證明”成為現實；稅費服務實現“政策找人”，觸達納稅人1.37億戶次，95%以上稅收優惠實現“自行判斷、申報享受”。

在“糾紛化解”層面，“事后裁判”正在步入“前端拯救”。

2025年，司法層面堅決防止利用刑事手段干預經濟糾紛，認定69件已訴案件不應作為犯罪處理，再審改判12名企業經營者無罪。對14.88萬個涉企案件適用“活封活扣”措施。

在無錫，法院運用物聯網查封財產監管系統，在不干擾生產秩序下實時監控，允許被執行企業在法院監督下繼續使用被查封設備生產，保障其造血功能，為12.06萬家企業脫困重生創造條件；在蘇州，法院通過創新執行管理人制度，實現債權債務雙方共贏。

《商事調解條例》制定出臺，全國首張商事調解組織登記證書頒發，全國仲裁機構辦理案件同比增長25%，涉外仲裁標的額達2080億元……這些形形色色的制度、法律創新，讓多元解紛機制日益成熟，法治的力度與溫度同時得到顯現。

在“企業退出”層面，過去曾經發生的“退出無門”，如今正在向“高效出清”轉變。

2025年，企業破產重整機制更加健全，不僅完善了信用修復機制，地方實踐也頗具亮點：株洲市推行預重整，重整成功率達85.2%，盤活資產近600億元；焦作市推動破產事務一窗通辦，案件平均辦理時間縮短100余天。

根據報告披露，2025年全年，全國法院審結破產案件3.19萬件，清理債務約4萬億元，推動2.9萬家“僵尸企業”依法出清，更讓1481家企業通過重整脫困重生。在注銷便利化上，普通注銷登記平均時長由100天縮短至60天，簡易注銷占比達65%，湖北將公告時間由45天壓縮至20天，針對股東失聯等12類高頻堵點給出了標準化解決方案，讓退出的成本也可控、可預期。

審視這五大領域的深刻演進，絕非見招拆招的被動修補，而是黨中央、國務院決策部署下的主動重塑與系統集成。它凝聚著各地區各部門的協力合作，最終指向了一個清晰的結論：

中國營商環境的這塊金字招牌，正在制度的淬煉下越擦越亮。

【03 超越紅利，“確定性”是最大的商業吸引力】

如果對全球主要經濟體展開觀察，中國營商環境的變化，其實是在回答一個極具現實穿透力的核心問題：企業為什么愿意長期投資？

吸引企業長期投入的稟賦有很多，比如中國巨大的市場規模、最完整的產業鏈體系、分布合理的制造業集群……讓需求與供應兩端都呈現出可觀的吸附效應。但在新一輪博弈中，營商環境的一輪又一輪改善，讓中國市場的吸引力長出了一個新內核：制度確定性。

很多時候，企業最擔憂的不是市場競爭的殘酷，而是制度搖擺、預期不穩帶來的隱性成本。是不公平的準入限制，是選擇性執法的陰影，是政策朝令夕改的無所適從，是退出無門的深陷泥沼。

因此，在華商韜略看來，中國這輪營商環境改革的本質是：用法律和制度，把不確定性壓縮到最小，用措施與保障，讓市場環境更有活力、法治環境更公平公正、貿易投資環境更有吸引力、政務服務環境更優質高效。

從“破除隱性壁壘”到“公平競爭審查”，是在消除規則的不確定；從“政策找人”到“信用代證”，是在降低合規的不確定；從“防止刑事干預”到“活封活扣”，是在撫平司法執行的不確定；從“簡易注銷”到“破產重整”，是在兜底退出機制的不確定。

如果用一句話總結中國營商環境的變化，那就是：已經從“靠政策給機會”，轉向“靠制度給信心”。這也宣告了中國市場角色的根本性改變——從“提供機會的場地”，升級為“高效配置資源的平臺”。

很多人在觀察宏觀經濟時，常習慣于盯著增速、出口、科技、信貸、資本市場等指標，但真正的底層競爭，其實是營商環境的“制度化水位線”。

因為它才真正決定了：資本敢不敢進入、技術能不能沉淀、企業愿不愿長期經營。一個地方的營商環境如果只是靠政策“開綠燈”，資本隨時可能因為政策的微調而撤退；但如果是靠制度“鋪軌道”，資本就往往會更放心地長期駐扎。

今天的中國，正在持續做一件最難也最有效的事——將一個超大規模經濟體，塑造成一個高度可預期的制度型市場。

這絕非短期刺激的權宜之計，而是面向未來的長期博弈。在下一輪全球競爭中，營商環境的制度化重構，既是不顯山露水的底層暗戰，也是最為核心的決勝戰場。

大潮滾滾，其勢正銳，行而不輟，履踐致遠。中國營商環境的持續建設與優化，勢必將以制度的確定性，對沖全球資本的焦慮，為全球發展注入最稀缺的確定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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