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nèi)蒙古
媒體報道：男子偷拍女生裙底
不知道從何時開始，“子不教校之過”成為一種常見的輿論景觀。以新近的“OPPO母親節(jié)文案翻車”和“男子偷拍裙底事件”來講，讓武漢大學和南京審計大學“不得不”頻發(fā)聲明、緊急切割。之所以強調“不得不”，是因為“輿情為爹”已經(jīng)成為這個信息倦態(tài)年代的基本法。
然而我們會越來越發(fā)現(xiàn)，信息越多未必就會讓人們做出越好的決定。反倒是在不斷增加的信息量下，很多人的高級判斷力也隨之畸形。說實話，這些年來，像武漢大學和南京審計大學這樣狼狽的大學實在太多了，處于輿論風口浪尖的時候，他們聲明也不行，沉默也不對，怎么做都會被各種聲浪暴擊。
就如德國思想家韓炳哲所說的那樣：“從某個臨界點開始，信息不再能給我們帶來資訊，而只會讓事物變畸形；交流不再能帶來溝通，而只是單純的疊加。”甚至類似的事情一而再，再而三的發(fā)生，人們還是搞不清什么是應該的，什么又是不應該的。
坦率地講，“OPPO母親節(jié)文案翻車”本身就是個理解問題。能理解的，會覺得找到了組織，覺得文案和青春連接了；不能理解的，自然就會認為被冒犯，覺得文案和侮辱合謀了。
到這里，按理說這就是個典型的價值分歧的命題，理解喜歡就湊個熱鬧，不理解厭惡無視就好。可誰讓我們身處“輿情為爹”的年代呢？于是只要有足夠多的不理解和厭惡存在，那么事情就會從價值分歧走向價值審判。
但問題是價值審判還遠遠不夠，即使OPPO道歉了，還有人覺得不行，一定要把文案操盤手揪出來，緊接著開始挖墳，于是就有了武漢大學“緊急切割”的“無奈之舉”。之所以說“無奈之舉”，就在于武漢大學再不站出來，可能這事一時半會兒完不了，甚至會持續(xù)到明年的母親節(jié)。
可大家想過沒有，這種“子不教校之過”的邏輯怎么就能被這樣層層推進呢？是的，武漢大學作為高校應該為“學生的未來負責”這樣說沒問題。可這個“未來”是個寬泛的未來，不是犯了錯也應該讓母校負責。
而且真要怪罪，其實也怪不到武漢大學頭上，因為“老公”這種表達，不是武漢大學教出來的，而是“社會大學”階段性的敘事。可能再過幾年，這種表達就被社會自動淘汰了，根本無需大家如此興師動眾去討伐。所以你會發(fā)現(xiàn)，鬧了半天，輿論的爹味不僅淹沒了學子和大學，同時也吞沒了人們的腦子。
再說“男子偷拍裙底事件”，這種事情第一時間難道不應該是報警嗎？為何非得讓學校站出來表態(tài)并處理？莫非《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guī)定》真能解決社會問題？顯然不是這樣吧！這里面其實有個典型的懲治邏輯叫“綁架式懲治”，就是如果一個人、一個群體犯了錯、做了壞事不能被有效懲治，那么最有效的方式就是綁架與其有利害關系的集體，比如母校、家鄉(xiāng)、單位等等。
當然就顧某某的操作而言，他真是“配得上”南京審計大學的“緊急切割”，可說回武漢大學畢業(yè)的余某某，大家還認為逼迫武漢大學站出來是“絕對正確”的嗎？難道不覺得這樣的事情發(fā)生得多了，回旋鏢會打到自己身上嗎？
是的，這種懲治邏輯就當下來看立竿見影。但是我們也要知道，這種懲治邏輯但凡用不好，就會走向失控。而失控會導致真正的社會懲治走向不確定性。如此久而久之，社會懲治的程序性就會被架空，直至成為“空中樓閣”。
維蘭·傅拉瑟預測說，使用數(shù)字設備的人們在當下過著未來的“非物質生活”。這種新生活就是“手的萎縮”。可事實上，不只是“手的萎縮”，也是“心的萎縮”，讓人只感受到審判的快感，而失去對社會程序的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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