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晗同志原名吳春晗，號辰伯，浙江義烏人，生于1909年。1931年考入清華大學歷史系以后特別留意明代歷史，通過基本訓練和刻苦自學，對于明史的基本知識、基本史實、基本制度、重要人物和基本資料、基本工具，都系統地進行了深入探索，寫出不少有分量的論文，如《明代的軍與兵》《明代的農民》等，得到史學界的重視。

他認為讀書學習要從打基礎做起，學歷史要從學通史入手，然后深入斷代史和專史。他主張勤讀、勤抄、多搜求，要有目的地讀書，抓住關鍵的和重要的多讀幾遍，那就記得比較深刻了，還要多抄，把自己認為重要的抄下來，做成卡片。通過勤讀勤抄，把不同的記載，提綱挈領地串起來，就可以發現問題，再認真加以整理、分析、研究、綜合，就可以解決問題。他晚年經常以這個方法，指導青年同志。吳晗同志在研究中很重視學習和運用馬克思主義，注意古為今用，并作出了有益的貢獻。

1934年吳晗同志在清華大學畢業，留校作助教。那時，《朝鮮李朝實錄》影印出版，北京只北平圖書館藏有一部，其中關于中國史資料極為珍貴，但知道它的人較少。北京大學孟森教授正在編寫《明元清系通紀》,天天都去閱讀，另外還有一位閱覽者就是吳晗同志。兩人都是風雨無阻。孟森教授年逾七十，向不坐車，吳晗同志不到三十歲，也是步行，當時路過文津街的人經常看到這一老一少天天出入北平圖書館。從這一小故事，我們看到吳晗同志刻苦鉆研孜孜不倦的精神，這同他后來的成就是分不開的。

吳晗同志通讀了《朝鮮李朝實錄》,隨讀隨抄，摘錄了有關中國史資料三百萬字，抄了八十厚本。1938年，我到昆明遇著他，這時孟森教授已逝世，吳晗同志知道我們計劃把孟森的《明元清系通紀》繼續完成，他主動要把所抄朝鮮實錄借給我們。他甚至說：“我把它送給你。”不久，我們聽說孟先生的《明元清系通紀》基本上已編竣，稿本存北平，我們計劃改變，沒有借用。但是吳晗同志這種慷慨豪邁的氣魄，今天回想起來依然如在眼前，令人懷念不已。舊社會的學術工作者，對自己占有的資料一般不輕易告人，特別是自己辛勤勞動得來還未利用的資料，更不必說移贈了。這八十本抄錄的資料，1959年吳晗同志加以整理，定名《朝鮮李朝實錄中之中國史料》,準備公開出版，作為他對國慶十周年的獻禮。可惜他未看到它的出版。

1937年，吳晗同志離清華到云南大學任教，1940年又回到西南聯合大學。西南聯大是由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在昆明聯合組成的，校中抗日民主空氣極為濃厚。1943年以來昆明歷次民主運動，吳晗同志總是走在前頭，以響應中國共產黨的號召。他和聞一多、張奚若諸先生都是全校有聲望的進步教授。抗戰勝利，1945年“一二·一”運動起，他和學生站在一起同反動派作了堅決斗爭。1946年三校復員，他也回到北平，住在清華大學舊西院12號。這幾間古老房子，在1946—1848年兩年多期間，它卻是民主青年、進步教授的聚會所，地下黨員的交通站，收抄散發解放區廣播消息的流動點，又是許多次運動宣言、通電的起草間。

在北平白色恐怖包圍下，吳晗同志除了政治活動外，依然治學不倦。1947年把多年積累的資料寫成《朱元璋傳》。1948年8月間，吳晗同志離開北平到上海，準備轉香港同幾位朋友進解放區，但在上海受阻，住了個把月走不成，于是又飛回北平。隨后由地下黨的安全掩護進入石家莊。在解放區，他會見毛澤東主席，并把他寫的《朱元璋傳》原稿請求指正。一天晚上，毛澤東特別約見他對《朱元璋傳》談了很久，商榷了許多觀點，特別指出了彭和尚一條。吳晗同志在《朱元璋傳》中記載元末同徐壽輝、鄒普勝一道起義的彭和尚，采用傳統說法，說到徐壽輝起義成功以后，他突然不見了。毛澤東當時指出，這樣堅強有毅力的革命者，不應該有逃避的行為，不是他自己犯了錯誤，就是史料有問題，要作更深入稽查。毛澤東在軍事政治萬分繁忙中，還關心一個學術著作稿本，使他異常感動。1949年春，北平解放，他回到北京。一次在參加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臨時代表大會的車上談到這次會晤，他興奮地說，我一定努力查清楚。果然，他重新仔細地翻閱《明太祖實錄》和有關元末明初載籍，終于查出彭和尚被元朝軍隊在杭州所擒殺，吳晗同志補正了原稿。他這種認真求實的精神，充分說明他對科學的熱愛，對真理的熱愛，是難能可貴的。

1958年以后，吳晗同志把他很大一部分精力用于歷史知識的普及工作，他一再呼吁并躬身力行，把歷史知識普及到廣大青少年和廣大群眾。這是一項比提高更艱巨的任務。是許多專家不肯做的，沒有絕大魄力也不能做不敢做的。

吳晗同志親自擔任主編，并組織全國愛好史地的教師學者，編寫了《中國歷史小叢書》《外國歷史小叢書》《地理小叢書》和《中國歷史常識》等等，只《中國歷史小叢書》一種，到1965年的7年里，陸續出版了近一百五十種。吳晗同志還建議把過去著名史籍，廣泛印行。如《明經世文編》《國榷》《北游錄》《天府廣記》等等，有的從來沒有刻本，有的流傳不廣，都是學者想讀而讀不到的，經他建議，都出版了。這是研究明史的人所念念不忘的。又如改繪楊守敬的《歷代輿地圖》,發掘明定陵，改成地下宮殿，以及標點《二十四史》《資治通鑒》,也都和他的建議有關。

今天，我們歷史工作者必須更好地研究歷史科學，為四個現代化服務。此時，我們更懷念我們的豪邁坦白、有學力、有能力、有魄力的歷史學家——吳晗同志。

(原載《吳晗紀念文集》,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