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5日上午，由復旦發展研究院金融研究中心承辦的上海論壇2026分論壇“全球價值鏈金融：協同網絡與系統穩定”在復旦大學光華樓東輔樓103舉辦。分論壇由復旦發展研究院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金融學教授、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研究所博士生導師孫立堅教授和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榮譽退休教授、復旦發展研究院客座教授胡永泰共同擔任主席。

會議伊始，孫立堅教授進行開幕致辭，向蒞臨參會的海內外各界嘉賓致以熱烈歡迎和誠摯謝意。他表示，與會專家深耕宏觀金融、全球價值鏈、貨幣政策等不同研究領域，共同聚焦全球格局分化背景下價值鏈韌性構建、美元流動性外溢效應、打造反脆弱金融體系等前沿重大議題。他提及，中心自2012年成立以來，始終堅守基礎研究、國際交流、宏觀研判、政策建言四大發展定位，秉持協調發展與金融穩定相輔相成的理念，本次論壇正是這一理念的生動體現。他期許本次分論壇研討嚴謹深入、坦誠務實、碰撞思想，進一步促成更多跨領域、跨地域的學術合作契機。

胡永泰教授則圍繞“在多極世界中保護全球價值鏈的倡議：大西洋-太平洋經濟合作（APEC 2.0）”發表了主旨演講。他指出，全球價值鏈具有雙重紅利：國際貿易通過促進經濟專業化提升生產率與財富水平，同時全球化創造了產品的最大市場，為研發投入提供了最強激勵。但貿易也不可避免地帶來技術擴散，使后發經濟體得以追趕，其結果是中印經濟總量將相繼超越美國，1991年后的美國霸權秩序已讓位于多極格局。值得注意的是，美俄正預期未來將與中國進行雅爾塔式的勢力范圍劃分，因而急于在此之前以格陵蘭和烏克蘭為代價擴張各自勢力范圍。面對這一變局，胡永泰教授認為中國有三種選擇：一是加入勢力范圍擴張競賽；二是接受特朗普提出的中美G2伙伴關系，共同支配世界其他地區；三是鼓勵中等強國組建對所有超級大國友好的中立聯盟。他主張中國選擇第三條路徑，積極支持建立“大西洋-太平洋可持續伙伴關系（APSP）”，成員涵蓋歐盟、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日本、韓國及東盟，以保護全球價值鏈，在各大勢力范圍之間充當中立緩沖，并推動包容性全球治理體系。其經濟支柱被命名為“大西洋-太平洋經濟合作”（APEC 2.0）。

本次分論壇分為上、下半場，其中上半場是 “政策場”，邀請與會專家圍繞全球經濟金融領域的政策熱點與實踐難題展開深度研討、分享真知灼見，具體觀點如下：

01

地緣經濟學與新型反脆弱架構

分析歷次全球化周期可發現，過度依賴他國會帶來脆弱性。當前供應鏈武器化、制裁增多及對稀土、芯片等領域的高度依賴，構成了集中風險。但全球體系具有韌性：貿易正向多極化演進，中國對歐美的依賴下降，而世界對中國的依賴上升；越南、墨西哥等新興制造中心也分散了風險。總結來說，“卡脖子”效果減弱，網絡靈活性和復雜性增強了系統的反脆弱性。而拉美、東盟、中東等地區增長機會的爆發，大幅提高了中美對峙的機會成本。

02

全球價值鏈在外國直接投資與經濟增長關系中的作用

一個頗具挑戰性的實證發現表明，FDI對增長的促進效應正系統性減弱（2010年后趨近于零）。制造業FDI仍有正面作用，服務業FDI則為負面。全球價值鏈參與度越高，從FDI中獲得的增長收益反而越少，原因在于價值鏈位置：上游研發附加值高，下游組裝收益有限。他建議摒棄追求FDI總量的思維，應關注具體環節、價值鏈定位及外資與本地供應商的深度整合。

下半場為“學術場”，專家們圍繞相關學術前沿議題深入交流，全面呈現了兼具政策參考與學術價值的研討成果，具體觀點如下：

01

國際金融一體化、資源再配置與勞動收入份額

通過構建一個理論框架，可以闡釋國際金融分散化與總體勞動收入份額之間的關聯。核心發現是，國際金融一體化程度的提升會降低整體勞動收入份額。機制在于，外國股權持有量上升導致風險溢價下降，進而促使資源向高風險、低勞動份額的企業再配置。企業內部可能因風險共擔增強而提高勞動份額，但再配置效應占據主導，使總體勞動份額凈下降約2-3個百分點。同時，勞動收入份額下降并不等同于工人福利惡化，且模型預測隨著金融一體化趨于穩定，勞動份額的下降將停止并可能回升。該研究為理解全球化對勞動力市場的影響提供了新的微觀基礎。

02

全球貨幣定價模型

通過構建“全球貨幣定價”（Global Currency Pricing, GCP）的理論框架，探討國際貨幣體系的重塑。其核心構想是設計一個由多國法定貨幣構成的計價籃子，類似于特別提款權（SDR）但作為計價單位而非獨立貨幣。研究表明，存在一個最優的籃子權重能使全球福利最大化，該權重應反映各國在國際貿易中的重要性，而非單純的經濟規模。最優GCP體系下，各國只需專注于國內政策目標，全球貨幣這只看不見的手便能實現約束最優的全球福利。基于20國模型的定量研究顯示，相較現行美元主導體系，最優GCP可帶來顯著福利收益，美國自身亦能從中受益。

03

美國貨幣政策的溢回和溢出效應：來自國際成本渠道的證據

該研究揭示了美國貨幣政策通過國際成本渠道產生的溢回與溢出效應。發現，美國意外貨幣緊縮非但未降低其進口價格，反而推高了從中國進口的美元價格，這被稱為“溢回效應”。同時，緊縮也推高了中國對其他國家的出口價格，即“溢出效應”。其核心機制是融資成本渠道，美國緊縮惡化出口企業流動性，迫使其轉向成本更高的外部融資，從而推高出口價格。基于中國海關與企業財務數據的實證分析支持了這一傳導機制。即使在資本管制的環境下，只要企業通過跨國貿易嵌入全球生產網絡，該渠道依然有效。這一發現對理解貨幣政策國際傳導具有重要政策含義。

排版丨周埏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