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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團里唯一的巴西人

2026年5月，特朗普訪華代表團的名單流出來的那一刻，半導體圈子里有人盯著其中一行字看了很久——Cristiano Amon。

這是一個在美國科技代表團里顯得有點突兀的名字。不是盎格魯-撒克遜式的，也不是黃仁勛、蘇姿豐那種華裔面孔。它是葡萄牙語的，來自巴西圣保羅州一座叫坎皮納斯的工業城市。

代表團里的阿蒙，56歲，高通CEO，圣保羅科林蒂安足球俱樂部的死忠球迷，常年居住在圣地亞哥而不是硅谷。他講一口帶著拉美口音的英語，會說西班牙語，能用葡萄牙語和巴西記者開玩笑。在中國客戶那里，他是雷軍、OPPO高管們最熟悉的外資CEO之一——能記住每一款新機的細節，親自飛到深圳、北京站臺。在美國總統那里，他是2018年就用"5G國家安全論"幫白宮擋下博通1170億美元收購案的功臣，是特朗普團隊為數不多愿意帶上飛機的科技CEO。

一個人同時被中美兩邊需要——這在2026年的科技行業里，幾乎是一種奢侈品。黃仁勛有這個能力，但他身上的"華裔"標簽太重；庫克有這個能力，但蘋果在中國的處境越來越微妙。阿蒙不一樣。他是一張第三方的臉，一個來自南半球的工程師，一個圣保羅人。他不屬于硅谷的盎格魯主流，也不屬于亞洲科技圈的話語體系，他卡在一個誰都不嫌棄他的中間位置。

但要真正讀懂阿蒙為什么能站在那架飛機上，得把時間倒回到三十一年前——1995年，那個加入高通拉美辦公室、負責給運營商做技術售前的巴西年輕工程師。

他后來還離開過一次高通，自己搭過網絡，并且失敗了。這一段，他的官方履歷很少提。

那個失敗的CTO

1995年，阿蒙25歲，剛從坎皮納斯州立大學（UNICAMP）電氣工程系畢業不久。

UNICAMP在巴西工科里是頂配的存在，整個坎皮納斯地區被巴西人稱為"南半球的硅谷"——這意味著阿蒙的家境不算豪門，但絕對是中上階層的工程師家庭。他的早期職業生涯輾轉于NEC巴西分公司、愛立信，做的是無線通信工程師，最日常的活兒是和運營商打交道，把設備塞進巴西的電信網絡里。

然后他跳進了高通。彼時的高通在拉美還是個小角色，CDMA技術正在和歐洲的GSM打全球路線之爭。阿蒙的位置叫"技術銷售"——一個夾在工程師和銷售員中間的尷尬崗位，既要懂芯片底層架構，又要陪客戶喝酒。

他葡語、英語、西班牙語三語流利，這在拉美市場是一張通行證。

但阿蒙沒有一直待在高通。1990年代末到2000年代初，他離開了，跳去Vesper當CTO，期間還在拉美CDMA投資公司Velocom擔任過高管。Vesper是巴西1990年代電信私有化浪潮里冒出來的一家無線運營商，押注的是CDMA技術。阿蒙的活兒，是帶著團隊從零搭建一張覆蓋巴西的CDMA網絡。

這是一段在他官方簡歷里被刻意修剪的經歷。

因為Vesper最后失敗了。2003年前后，公司被破產重組，最終被巴西電信巨頭Embratel吃掉。

一個25歲加入高通、幾年后就被挖去當CTO的工程師明星，在33歲那年，迎來了人生第一次真正的重創——他親手搭的網絡，沒能撐過電信業泡沫破裂的那一波。

但Vesper這段爛在簡歷里的經歷，反過來塑造了他。

在那之前，他是一個"賣芯片的人"。在那之后，他變成了一個"用過芯片、并且被芯片坑過的人"。他知道運營商的真實痛點——基站布到一半錢不夠了是什么感覺，技術承諾達不到時被董事會追問是什么感覺，客戶在合同簽完之后才發現產品bug是什么感覺。

2004年，他回到高通。沒有回到原來的拉美技術銷售崗，而是直接進了CDMA技術部門的核心。2008年，他開始主導高通半導體業務（QCT）的產品路線圖——這是一個真正進入權力核心的位置。從此往后，高通每一代驍龍芯片的誕生，都繞不開他的桌子。

2014年，他升任QCT執行副總裁兼聯席總裁。2017年12月，高通宣布他出任公司總裁，2018年1月4日生效。

而真正讓他從一個"路線圖主管"變成"高通救世主"的，是2017年到2018年那場驚心動魄的反收購戰。

5G不是技術，是國家平臺

2017年11月，博通CEO陳福陽——一個出生在馬來西亞檳城、把博通從一家中等規模芯片公司做成華爾街寵兒的并購狂人——向高通甩出了一份1170億美元的惡意收購要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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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半導體行業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收購報價。如果談成，將創造一家年營收超過500億美元的芯片巨獸。

那時候的高通處境極糟。一邊是和蘋果的世紀訴訟正在白熱化，蘋果指控高通收"不合理的專利稅"，高通反訴蘋果欠70億美元專利費；一邊是歐盟2018年初開出了9.97億歐元的反壟斷罰單，韓國公平貿易委員會此前已經開出8.54億美元罰單，中國發改委早在2015年就開出過60.88億元人民幣罰單。

董事會被博通攪得分裂。CEO Mollenkopf是談判前臺，但內部強硬抵抗派的核心，是新晉升的總裁阿蒙。

阿蒙的辦法不是和博通談條款，而是繞過博通直接打華盛頓。

他帶著一套精心設計的話術沖進了白宮和國會山——"5G不是一項技術，它是一個國家平臺。"這句話后來被寫進了無數智庫報告。它的潛臺詞是：高通是美國在5G標準上的旗手，如果讓一家在新加坡注冊、由馬來西亞華裔掌舵的公司吃掉它，美國將失去對下一代通信基礎設施的控制權。

這套說法在特朗普的團隊里點燃了引信。2018年3月，美國外資投資委員會（CFIUS）罕見地在收購完成前介入，特朗普以國家安全為由簽署行政令否決收購。博通的1170億美元報價，被一紙總統令打回原形。

這是阿蒙真正的封神之戰。

他做了兩件事——把一筆商業并購成功包裝成國家安全議題；在過程中和特朗普團隊建立了深度信任。這種信任在2026年那架飛往北京的飛機上，再次得到了兌現。

但這一仗的灰度也很重。

阿蒙守住的不僅是高通的獨立性，也守住了一種被全球反壟斷機構反復處罰的商業模式——所謂"高通稅"。高通的核心利潤來源不是芯片本身，而是它握在手里的5G、4G、CDMA基礎專利包，按整機價格的百分比收取專利費。這個模式被歐盟罰過、被中國罰過、被韓國罰過、被蘋果告過、被聯發科和中國手機廠商抱怨過。

罰單加起來超過百億。但阿蒙從來沒動過這個商業模式的根。

贏了博通之后，他緊接著就把同樣的強硬態度帶進了蘋果訴訟。2019年，雙方在開庭前一刻和解——蘋果支付約45億美元給高通，并簽下多年5G芯片供應協議。英特爾的基帶業務在這場戰爭中成了陪葬品，被蘋果以10億美元買下后續業務。

那一年，阿蒙被《財富》和《CNBC》反復寫進封面故事。他從一個長期隱藏在Mollenkopf身后的"技術副手"，第一次被推到了行業聚光燈下。

2021年6月30日，他正式接替Mollenkopf出任CEO，成為高通歷史上第一位非美國本土出生的CEO。

但坐上CEO椅子的那一刻，他面對的不是慶功宴，而是一個更難的問題——

高通的下一仗在哪兒？

不再依賴蘋果

2025年6月，高通投資者活動現場，阿蒙說出了一句讓整個行業震動的話——

"我們已不再視蘋果業務為公司未來發展的關鍵依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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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句話的背景是：蘋果2025年初首發了自研基帶芯片C1，搭載在iPhone 16e上。這是蘋果用了將近五年時間——從收購英特爾基帶團隊開始——才終于啃下來的硬骨頭。高通在iPhone里的份額，進入了一條肉眼可見的下行曲線。

蘋果至今仍貢獻高通約20%的營收。說"不再依賴"，既是事實判斷，也是公關話術，更是一種精心設計的姿態——從被蘋果拿捏，到反過來"嫌棄"蘋果。

阿蒙這話講得太響亮，以至于很多人忘了去追問——那高通靠什么活下去？

他的答案是：押注一切非手機業務。

第一張牌是汽車。2025年，高通汽車業務營收突破30億美元。Snapdragon Digital Chassis平臺已經塞進了寶馬、奔馳、小米、理想等幾乎所有主流廠商的智能座艙里。早在2023年3月，阿蒙就出席過中國發展高層論壇年會。2025年3月他第二次飛來北京參會，專程去亦莊參觀了小米汽車工廠——這一站的政治信號比商業信號更重。兩個月后，他又去了上海，會見上海市委書記陳吉寧。

第二張牌是PC。2024年發布、2025年放量的Snapdragon X Elite，是高通對Wintel聯盟發起的正面沖鋒。它瞄準的是AI PC時代——一個英特爾和AMD都還沒完全站穩腳跟的窗口期。

但這張牌底下埋著一顆雷。

2021年，高通以14億美元收購了一家叫Nuvia的初創公司——創始團隊來自蘋果芯片設計部門。Nuvia的技術，正是Snapdragon X Elite的核心CPU架構基礎。Arm隨即提起訴訟，指控高通違反授權協議，要求銷毀基于Nuvia技術的全部產品。

2024年12月，美國特拉華州陪審團做出第一輪裁決：高通在關鍵一項上勝訴（Snapdragon X Elite合法），但其他項陪審團未能達成一致。2025年第二輪訴訟期間，阿蒙親自出庭作證——這種事在硅谷頂級CEO中極其罕見。他在證人席上說出了那句話：

"Arm試圖破壞整個芯片行業的運行規則。"

賭徒

2024年9月，《華爾街日報》和《路透社》同時披露了一則消息：高通正在試探性接觸英特爾，探討收購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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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市值約1700億美元的高通要吞掉曾經市值數千億的半導體老霸主英特爾——這個想法本身就足以讓整個華爾街屏住呼吸。但談判在2024年底到2025年初悄悄終止。業內分析指向兩個原因：反壟斷阻力過大，以及英特爾的代工業務是一顆"毒丸"——高通根本消化不了。

這是阿蒙野心的高水位線。它沒成，但它清晰地標記出了這位CEO的真實圖譜——他是一個賭徒。一個穿著工程師外殼、住在圣地亞哥老派半導體社區里的賭徒。

英特爾吃不下，他立刻換了一張桌子。

2025年5月，高通宣布以24億美元收購英國AI芯片公司Alphawave。這家公司的核心資產是高速串行I/O（SerDes）和Chiplet互聯技術——數據中心芯片之間互相通信的"血管"。高通買它，意圖非常明確：補齊進入數據中心的最后一塊拼圖。

緊接著是2025年下半年那張更大的牌——高通正式發布AI200/AI250系列數據中心AI推理加速器，宣告進軍數據中心市場，直接對標黃仁勛的英偉達。消息發布當日，高通股價單日暴漲。

阿蒙和黃仁勛在公開場合互稱朋友。但2025年那個夏天之后，兩人的關系進入了一個微妙的"友商化"階段。在GPU這件事上沒有真正的朋友，只有還沒正式開打的對手。

2025年9月，第十屆驍龍全球峰會在夏威夷召開。阿蒙發布了Snapdragon 8 Elite Gen 5旗艦矩陣，并罕見地宣布了6G研發路線圖——這是高通在5G之后第一次系統性地把下一代通信標準擺上臺面。同月，他飛到新德里，與莫迪會談AI及創新合作——印度成為高通"非中國制造業基地"對沖戰略的關鍵支點。

2025年8月，《財富》全球100位最具影響力商界人士榜單出爐，阿蒙排在第50位。

華爾街看在眼里。高通股價在2024-2025年的表現優于半導體板塊平均水平（剔除英偉達不算），但它的市盈率始終低于英偉達和AMD。投資者用真金白銀投票的結果是：他們認可阿蒙的去蘋果化敘事，但還沒有真正相信高通能從一家手機芯片公司變成一家AI計算公司。

Arm官司沒贏透，英特爾收購流產，AI數據中心要正面硬剛黃仁勛。

阿蒙的賭局，遠沒揭曉。

中間人

回到2026年5月那架飛機上。

代表團從北京回程的路上，半導體圈子里有人復盤——為什么是阿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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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解釋是商業的——高通在中國市場的滲透深到任何美國政府都無法忽視。OPPO、vivo、小米、榮耀、傳音，幾乎所有出貨量上億的中國品牌都在用驍龍。阿蒙是中國手機廠商最熟悉的外資CEO之一，他能記住雷軍每一款新機的發布節奏，他在小米SU7發布會前夜親自飛到北京。中國客戶給他的內部評價是——這個人回郵件比誰都快，凌晨兩點發過去也能收到回復。

另一種解釋是政治的——阿蒙是少數幾個穿越了特朗普第一任期、拜登任期、又延續到特朗普第二任期的科技CEO。他和華盛頓的關系是2018年那場反博通戰役里用5G國家安全論一磚一瓦壘起來的，這種政治資本不會隨著政府更迭蒸發。

還有一種解釋是身份的——他是巴西人。他不是華裔，所以他在中美博弈里沒有"原罪"；他不是盎格魯主流，所以他不會被視為白宮的傳聲筒；他常年住在圣地亞哥而不是硅谷，所以他和那幫動輒上推特和總統對線的科技大佬保持著一種安全的距離。

他是中間人。

中美之間的中間人。蘋果和高通之間的中間人。Arm和高通之間的中間人。手機和AI之間的中間人。工程師和政客之間的中間人。

巴西移民和美國夢之間的中間人。

但中間人的位置是脆弱的。它意味著兩邊都需要你的時候你是稀缺品，兩邊都不再需要你的時候，你就是第一個被犧牲的緩沖墊。

在圣地亞哥，阿蒙住的房子離高通總部不遠。同事們說，他至今保持著一個習慣——無論幾點，郵件半小時內必回。一位中國手機廠商的高管在凌晨兩點試探性地發過一封郵件，三十分鐘后收到了回復。

那封回郵件是用英文寫的。但它的署名，根據這位高管后來對人轉述，寫的不是Cristiano。

是巴西人之間才會用的那個簡短的昵稱。

在美國總統的飛機上，沒人這么叫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