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蒙古國首都烏蘭巴托城郊的巴彥諾爾村落，幾位年逾花甲的牧人靜坐在傳統氈包入口處，目光久久停駐于眼前裸露斑駁的山梁，神情凝重而無奈。

十多年前，這片坡地還被濃密青翠的牧草覆蓋，牛羊成群自在游走，如今草皮大面積剝落，稀疏野草零星點綴，每逢大風過境，黃塵騰空而起，遮天蔽日。

類似景象遍布蒙古國南部廣袤地域，當地揚起的沙塵借勢北風南下，短短一兩日內便侵入我國華北腹地，令城市天際線蒙上厚重灰黃色調。

面對持續惡化的生態現實，當地牧民缺乏系統性干預能力，而我國則數十年如一日推進草方格固沙、梭梭林帶建設等科學治沙舉措。

然而，個別境外所謂“環保學者”卻罔顧事實，公開質疑我國治沙路徑，稱其耗費巨大卻收效甚微，甚至斷言投入毫無價值。

此類論調究竟立足何方，又是否經得起推敲？實有必要條分縷析、逐一審視。

蒙古國生態惡化與跨境影響

蒙古國國土面積達156.65萬平方公里，當前荒漠化及土地退化已波及全國絕大多數區域，全國約76.8%的土地出現不同程度沙化跡象。

其中，近四成屬重度至極重度退化等級；南部戈壁省份荒漠化比例更高達97.6%，生態系統自我修復功能幾近喪失。

沙化范圍正以每年1.3%—2%的速度持續擴展，換算下來，相當于每年新增一個北京市轄區面積（約1.64萬平方公里）的不可逆荒漠。

過去八十年間，該國平均氣溫飆升2.24℃，升溫速率約為全球均值的三倍；同期年均降水減少7%—8%，暖干化趨勢徹底擾亂草原原有水文節律。

境內天然湖泊數量由4000余個驟降至約2000個，超1200條河流陷入常年斷流或季節性干涸狀態，主要河川徑流量萎縮幅度達40%—80%。

這場生態失衡絕非偶然所致，而是氣候異常加劇、牲畜超載放牧、資源粗放開發三股力量疊加共振的結果。

數據顯示，過度放牧直接導致約80%的草原退化。蒙古國牲畜總量從上世紀90年代初的3000萬頭激增至2023年的6480萬頭，為全國人口（約340萬）的19倍以上。

在南部戈壁地帶，每公頃草場理論承載力僅為0.3個羊單位，實際載畜量卻高達每百公頃105只，遠超生態閾值。

礦產開采亦構成重大生態威脅。礦業占蒙古國GDP比重逾20%，煤炭、銅、金等關鍵資源多采用露天剝離式作業，表土剝離、尾礦堆積、運輸揚塵嚴重破壞地表結構與植被基底。

尤為值得注意的是，蒙古國沙化問題早已超越國界范疇，演變為整個東北亞地區共擔的生態風險。

2021年3月13日至14日，該國遭遇近十年最強沙塵暴襲擊，瞬時風速峰值達40米/秒，相當于十二級超強臺風級別。

災害造成10人遇難、468人失聯，16萬頭牲畜死亡，另有23萬頭失蹤；58座傳統蒙古包、121處民居及圍欄被夷為平地，東部多地輸電設施損毀引發區域性停電。

隨后，沙塵隨蒙古氣旋東移南下，席卷我國北方15個省級行政區，受影響區域總面積逾380萬平方公里。

北京、天津、石家莊等地PM10濃度突破1000微克/立方米警戒線，能見度普遍低于500米。

多地中小學緊急停課，民航航班大規模取消，高速公路實施臨時交通管制，直接經濟損失逾10億元人民幣；此次沙塵亦跨海抵達韓國與日本，東京時隔十年再度記錄到明顯沙塵沉降現象。

氣象溯源分析表明，蒙古國沙源對北京春季沙塵天氣的貢獻率高達70%，對我國東北地區影響占比超50%；每年春季，中國北方半數以上沙塵過程皆發端于蒙古國南部戈壁腹地。

公眾常有疑問：如此嚴峻形勢下，蒙古國為何未大規模啟動治理？答案并非不愿，實為不能——受制于多重結構性約束。

蒙古國的治沙難題

首要瓶頸在于財政支撐極度薄弱。

2024年蒙古國名義GDP約為235.9億美元，人均GDP約6890美元，經濟體量有限且財政回旋空間狹窄。

而治沙屬典型長周期、高成本生態工程，單畝沙地綜合治理投入約1000元人民幣，該國全年可調配治沙資金僅數千萬美元，尚不足實際需求的百分之一。

其次面臨技術能力短板。

蒙古國尚未建成專業化治沙科研隊伍與現代化施工裝備體系，多數基層仍依賴人力撒播草籽、手工栽苗等低效方式，幼苗平均成活率徘徊在40%上下。

全國范圍內亦缺乏統一布設的生態遙感監測網絡與動態評估平臺，難以實時掌握沙化演變趨勢與治理成效反饋。

第三重制約來自人口分布失衡。

全國總人口僅340萬，超55%聚集于烏蘭巴托都市圈，而南部戈壁省區人口密度不足每平方公里1人，人力資源嚴重匱乏，根本無力組織常態化、規模化生態修復行動。

不少牧戶為尋求生存空間，持續向北部水源相對豐沛地區遷徙，進一步加劇南部草場壓力，形成惡性循環。

為助力蒙古國應對荒漠化危機，國際社會展開多層次協作，其中中方始終扮演關鍵支持角色。

2023年9月，中蒙荒漠化防治合作中心在烏蘭巴托正式掛牌運行，成為我國首個在海外設立的專項荒漠化治理聯合機構。

中方累計向蒙古國無償提供數十萬株耐旱先鋒樹種，涵蓋梭梭、沙棘、檸條、花棒等多種適應性強、固沙效果優的本地適生植物。

同時推廣智能滴灌、微噴灌溉等高效節水技術體系，顯著提升有限水資源利用效率；并協同制定“十億棵樹計劃”，明確目標：至2030年完成15.1億株喬灌木種植任務。

截至2025年，中蒙聯合示范項目已成功修復沙化土地2.8萬公頃，苗木三年保存率達72%，較蒙方常規種植方式提升近一倍。

中日韓三國亦依托“中日韓+X”多邊合作機制，共同資助蒙古國治沙項目，在戈壁省、南戈壁省等地共建多個生態修復試驗基地，共享固沙模式、植被配置方案及長期管護經驗；綠色氣候基金（GCF）同步撥付1.75億美元專項資金，用于強化蒙古國生態保護基礎設施與荒漠化防控能力建設。

但上述援助總量攤入蒙古國逾4000萬公頃待治理沙地，仍顯杯水車薪。

按當前治理進度測算，若無突破性技術介入與資金倍增機制，全部沙化區域實現生態逆轉至少需耗時數百年。蒙古國治沙工作深陷“想治難治、能治不起、快治不能”的結構性困局。

正當蒙古國為治沙焦灼之際，遠隔太平洋的美國某些聲音卻突然跳脫出來，將中國治沙實踐污名化為“弊大于利”，這背后邏輯究竟如何成立？

美國"環保專家"言論漏洞百出

近年來，美方部分所謂“獨立環保研究者”及智庫頻繁發布報告，聲稱中國大規模造林加劇土壤水分蒸發，擠占本就稀缺的水資源，甚至可能誘發鄰國供水緊張。

更有甚者，將我國治沙工程定性為“人為制造的生態災難”，全盤否定其綜合效益。

此類觀點不僅缺乏實證支撐，更在基本概念、技術路徑與數據解讀層面存在系統性謬誤。

從戰略導向看，中國治沙始終堅持“尊重自然、順應規律、分類施策”原則，嚴格區分原生沙漠與人為沙化土地兩大類型。

對于塔克拉瑪干、古爾班通古特等天然形成的極端干旱區，國家從未部署大規模人工造林；所有生態修復工程均聚焦于因濫墾、濫牧、濫采導致的退化土地，核心目標是重建受損生態系統的穩定性與服務功能。

美方論者刻意混淆“沙漠”與“沙化土地”兩個本質不同的地理概念，暴露其基礎認知偏差。前者屬億萬年地質演化產物，后者則是近現代人類活動擾動下的次生退化現象。恢復沙化土地，實為修復被人為破壞的生態平衡，而非強行改造自然本底。

從工程技術維度審視，我國已構建起覆蓋全鏈條的節水治沙技術體系：滴灌系統節水率達30%—50%，集雨魚鱗坑、微型蓄水池等設施可在年均降水不足200毫米區域有效提升土壤墑情；無人機飛播、機械化網格鋪設、菌根輔助育苗等新技術廣泛應用，徹底規避了傳統“大水漫灌”式粗放操作。

實踐中從未發生所謂“盲目引水造林”“透支地下水資源”等失當行為。

事實上，美方自身權威科研成果恰恰反向印證了中國治沙的真實成效。

2019年，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聯合多國研究團隊在《自然·可持續發展》期刊發表論文指出：2000—2017年間全球新增綠化面積中，中國貢獻占比達25.7%，位居世界第一。

2026年4月，《自然》雜志再度刊發專題評述，高度肯定中國“三北”防護林體系建設成就。文章指出：自1978年工程啟動以來，“三北”地區森林覆蓋率由初期約5%穩步提升至2023年的13.98%，水土流失面積縮減三分之二，沙塵暴年均發生頻次下降52%，強沙塵過程強度減弱37%。

結語

蒙古國荒漠化問題絕非單一國家的區域性挑戰，而是牽動整個東北亞生態安全格局的全球性議題。

中國的治沙實踐，既筑牢了本國北方生態屏障，也為世界荒漠化防治提供了可復制、可推廣的東方方案。

中方對蒙援助秉持真實親誠理念與共商共建共享原則，致力于共建橫跨中蒙兩國的蒙古高原生態安全共同體。

美方某些脫離實際、違背科學的片面指責，非但無助于問題解決，反而侵蝕國際生態治理信任基礎，干擾多邊協作進程。

面對日益迫近的氣候與生態雙重危機，各國唯有摒棄偏見、深化互信、開放共享技術與經驗，才能攜手走出一條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可持續發展之路。

唯有同心協力，方能在廣袤蒼茫的歐亞大陸腹地，重新繪就一幅綠意盎然的生命圖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