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渣滓洞看守黃茂才被判處死刑，執行槍決時他卻突然大聲喊：“我幫助過江姐啊！你們不能殺我！”

在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的展廳里，陳列著一封字跡略顯潦草的信件。它的紙張是粗糙的毛邊紙，墨色也并非均勻的濃黑，細看之下，能分辨出那是棉絮燃燒后的灰燼兌水而成。這是一封托孤信，信中的內容只有幾百字，卻包含了一位母親對自己年幼兒子的最后囑托。

寫這封信的人叫江竹筠，也就是黃茂才口中所說的“江姐”。黃茂才沒有說謊，他曾經擔任渣滓洞看守期間，確實幫助過江姐等人，這封信便是黃茂才冒死幫江姐從渣滓洞帶出來的。

1948年的重慶，被籠罩在白色恐怖之下，國民黨節節敗退，卻喪心病狂，不斷高舉屠刀，殘害革命同志。

川東地下黨組織，因為叛徒的叛變，導致地下黨組織成員的名單落入敵人之手，江竹筠的名字就寫在上面。因為這份名單，江竹筠被捕了，落入敵人之手。而在江姐被捕之前，丈夫剛剛犧牲不久，自己入獄以后，年幼的孩子沒了依靠。

江竹筠被押解回重慶，投入渣滓洞，被敵人列為重點審訊對象。原因很簡單，江竹筠當時手中掌握著川東地下黨大量的聯絡情報，又剛剛經歷了喪夫之痛。敵人打算趁人之危，給江姐上各種酷刑折磨，老虎凳、電刑、釘竹簽等等。

在敵人眼中，江姐不過是一節女流，很快就會讓她開口，畢竟這些酷刑哪怕是男同志，都很難扛過去。

然而，特務們失算了。據史料記載，江竹筠在審訊中數次被折磨至昏死過去，但每一次醒來，回應敵人的依舊是沉默和蔑視。“竹簽子是竹子做的，共產黨員的意志是鋼鐵”，這句話用在江姐身上，絲毫不夸張，讓敵人難以置信，卻又不得不相信。

彼時，黃茂才20多歲，在渣滓洞當看守。黃茂才是窮苦人家的孩子，本性不算壞，之所以在渣滓洞當看守，也不是他主動要當的，都是因為被抓了壯丁，不得不干，被逼無奈，也是為了生活。

江竹筠被送進渣滓洞時，負責登記的人不是別人，正是黃茂才。當他注意到江竹筠的籍貫時，發現他和自己竟然是同鄉，因此對江竹筠多了一絲不一樣的感覺。

當黃茂才親眼目睹江竹筠遭受酷刑，遍體鱗傷，卻絲毫沒有向敵人低頭。從江竹筠的眼神中可以看出，她不怕犧牲，也不畏懼敵人，這樣的精神讓黃茂財對她十分敬佩。如果兩人的身份互換，黃茂才自認做不到江竹筠這種程度，對她的敬佩又多了幾分。

1949年10月，新中國成立。獄中的革命者們聞訊歡欣鼓舞。江竹筠深知，越是黎明到來之前，就越是黑暗，敵人恐怕要對自己下毒手了。江竹筠不怕犧牲，在參加革命的第一天起，就已經做好了犧牲的準備。

然而，她是革命者，更是一位母親，心中放不下孤苦無依的孩子。江竹筠利用吃飯的機會，她悄悄藏下筷子，將棉花燒成灰燼，兌上清水，便成了墨。江竹筠用筷子當筆，在一張皺巴巴的毛邊紙上，寫下了那封托孤信。

但在監管森嚴的渣滓洞，想要送出一封信難如登天，若沒有人幫忙，這封信恐怕是送不出去了。在這個時候，江竹筠想到了那個看起來與其他看守不太一樣的年輕同鄉黃茂才。

當江竹筠對黃茂才說出自己的請求時，黃茂才猶豫了，畢竟一旦此事被發現，肯定必死無疑。但最終，黃茂才還是決定替江竹筠送信，他想幫助江竹筠，無論是她的同鄉身份，還是革命者身份，都讓黃茂才敬佩。

黃茂才借著一次外出采購的機會，順利將這封信轉交到了我黨的地下聯絡點，并最終輾轉送到了譚竹安的手中。

1949年11月27日，重慶解放前夕，國民黨反動派在撤離前對渣滓洞和白公館的革命者進行了慘絕人寰的大屠殺，江竹筠壯烈犧牲。

彼時，黃茂才已經回了老家，但得知江竹筠犧牲的消息時，還是痛哭了一場。

1951年，鎮反運動在全國轟轟烈烈地展開。黃茂才因為曾擔任過“渣滓洞看守”入獄，并且被判處了死刑。黃茂才不想死，臨行前顧不上許多，喊出了前文提到的那句話。

監場官聞言，皺起了眉頭。畢竟在那個年代，臨刑前哭天搶地、喊冤求饒的人他見得多了。唯一不同的是，別人喊冤都是說自己是無辜的，但黃茂才不僅說自己是無辜的，還喊出了“江竹筠”的名字。

江竹筠確實是在渣滓洞關押過，差不多與黃茂才擔任渣滓洞看守是一個時間段。所以，黃茂才可能沒有說謊。而黃茂才如果真的幫助過江姐等獄中革命者，判決恐怕就要重新考慮了，絕對不能馬虎。

審慎起見，對此事重新展開了調查核實，黃茂才曾幫助江竹筠等獄中同志傳遞信件的情況被證實，他確實幫助過江姐，以及幫助過獄中許多革命者。

而正是那封藏在鞋底的托孤信，成為黃茂才并非頑敵的證據，這讓他的死刑判決有了轉機，改判為無期徒刑。

多年以后，幸存者羅廣斌根據獄中斗爭經歷寫出的報告，成為了小說《紅巖》的核心素材，“江姐”的形象從此家喻戶曉。而那封由黃茂才帶出的托孤信，被譚竹安珍藏多年后，于1962年捐獻給了重慶市博物館，成為了那段崢嶸歲月最真實、最感人的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