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chinatimes.net.cn）記者黃海婷 胡夢然 深圳攝影報道

全國助殘日前夕，在深圳龍華區一間名為“圳藝館”的文化空間里，記者見到了何子龍。他用嘴咬著毛筆，俯身低頭，在宣紙上緩緩寫下“科技助殘，共享美好生活”十個字。不一會兒，上衣已被汗水浸濕，身旁一位志愿者用紙巾為他擦拭額頭的汗珠。

環顧四周，館內懸掛著150多幅藝術家作品以及多幅何子龍的書法作品，風格剛柔相濟。這個空間，正是他口中“剛剛起步”的新平臺——一個試圖將書法、繪畫、非遺文創、殘疾人作品匯集起來，通過展示、銷售、直播等方式，為殘障群體打通“藝術變現”渠道的試驗場。

何子龍，6歲時因意外失去雙臂，如今身上有多個頭銜：中國肢殘人協會口足書畫委員會秘書長、“廣東好人”、2025年“中國好人榜”廣東省候選人。但在記者長達數小時的訪談中，他談得最多的不是勵志故事，而是一套正在成型的經濟邏輯——如何讓殘疾人從“被幫助”走向“自食其力”，如何讓公益項目具備可持續的商業閉環。

一個殘障人士的“穩定+彈性”經濟模型

“我認為至關重要的一點是，必須掌握一項能夠隨時賴以謀生的技能。”面對記者的提問，何子龍用極其務實的方式解讀自己的逆襲——不是煽情，而是經濟學意義上的“人力資本積累”。

6歲失去雙臂后，他經歷過用腳吃飯、用嘴寫字的艱難磨合期。“剛開始用嘴寫字，把筆桿咬裂，戳破口腔流血，口水止不住地流。”但他堅持了二十多年，將“口書”變成一項稀缺技能。2014年，他開始嘗試網絡直播，“每天至少直播8個小時，有時到天亮”。如今全網粉絲超50萬，相關勵志視頻播放量超7.3億次。

但直播賣字，并非穩定收入來源。何子龍向記者坦言：“書法不是剛需品，現在買的人會少一點，很難支撐生活。”他的收入結構呈現出典型的“多元組合”：一份在深圳怡寧醫院的固定工作（負責殘疾人就業板塊）、直播賣字收入、各類機構邀約宣講費用。“我現在自食其力，不需要依靠任何人，這是我自信的底氣。”

這種“穩定底薪+彈性收入”的模式，對殘障群體而言具有重要的參照意義。純靠才藝或流量，波動性太大；純靠公益崗位，又缺乏市場激勵。何子龍無意中摸索出的，正是一個兼具安全邊際與成長空間的個人經濟模型。

更重要的是，他完成了從“被幫扶者”到“價值輸出者”的身份轉換。大學期間，他擔任“自強者之家”社團負責人，組織殘疾大學生互幫互助，還去盲校結對幫扶。“那時候覺得，其實我們也可以幫助別人。”這種認知轉變，恰恰是殘疾人經濟參與的心理前提——不是等待分配資源，而是主動創造價值。

然而，個人經濟模型的成功，并不能直接復制到更廣泛的殘障群體。何子龍很快意識到，要讓更多人受益，必須從“單點突破”走向“平臺化運作”。于是，“圳藝館”應運而生。

讓殘疾人的藝術不再廉價

5月15日，全國助殘日前兩天，“圳藝館”正式對外開放。“圳藝”這個名字，既有“正義”之意，又暗含何子龍名字中的“子”與“義”二字。館內匯聚了書法、繪畫、攝影、非遺文創、手工制品、文學作品等六大品類，目前已收到上百件作品，近100位藝術家和創作者參與。

記者在現場看到，這不僅是展廳，更是一個帶有銷售功能的文化空間。“我們將借助這一平臺，向公眾展示并推廣殘障伙伴的作品，助力銷售，并計劃逐步開展直播活動。”何子龍告訴記者。

這并非他第一次嘗試“平臺化”助殘。此前，他參與“恬小鹿茶飲店”助殘項目，在深圳、北京、唐山多地開設分店，幫助30余名殘疾人實現就業增收。他還參與了殘障者家庭援助計劃，帶動200多名志愿者，為200多戶家庭提供服務。

從經濟學角度看，“圳藝館”試圖解決的是殘疾人文化產品長期面臨的“市場失靈”問題。殘疾人創作的藝術品、手工藝品，往往缺乏穩定的展示渠道和定價機制，要么被廉價收購，要么淪為單純的公益捐贈對象。而“圳藝館”試圖構建一個“展示—銷售—直播引流—品牌沉淀”的閉環。

“對于精神障礙人士制作的手工藝品，我們曾為他們對接過銷售渠道。”何子龍舉例。深圳市殘聯舉辦婚戀活動時，他促成執行方采購這些手工產品，“讓他們有創收，不是單純給錢”。

這種“采購式幫扶”比直接捐贈更具可持續性。它承認了殘疾人作為生產者的市場身份，而非純粹的救助對象。當然，挑戰同樣明顯：文化產品的非標屬性、物流成本、消費者認知培養，都需要長期投入。“圳藝館”能否真正跑通這個商業模式，仍有待市場檢驗。

但何子龍的野心不止于深圳本地。他清楚地知道，僅靠一座城市的資源，無法解決全國8500萬殘疾人的發展問題。真正的突破口，在于打通區域間的資源壁壘——這正是他從“平臺化”走向“區域聯動”的內在邏輯。

深圳如何成為助殘資源的“路由器”

“圳藝館”的平臺效應正在向外輻射。采訪中，記者遇到了專程從云南文山州馬關縣趕來深圳的肢體殘疾人協會會長平光壘，他此行旨在與何子龍進行交流。他帶來的不僅是敬意，還有具體需求——“我們送了幾個肢體殘疾人來深圳做矯正手術，主要缺醫療救助的資金和資源。”

平光壘向記者坦言：“我們那邊的殘疾人最迫切的需求是醫療救助，目前正面臨資金短缺和醫療條件相對落后的困境。”他希望通過何子龍的平臺，對接更多企業和基金會，“實現全國殘健聯動，讓社會助殘真正救助到需要的人群。”

這正是何子龍模式的外溢效應——深圳作為資源高地，正在成為區域間助殘資源的“路由器”。何子龍的角色，不再只是個人勵志偶像，而是一個連接器：連接企業招聘需求與殘障求職者，連接基金會救助資源與邊疆地區殘疾人，連接科技助殘產品與終端用戶。

他給記者舉了一個具體案例：有家企業想招聘聽障人士，他第一時間聯系身邊的聽障伙伴。“我會及時將招聘需求傳達給殘障伙伴、助殘組織及殘聯工作人員。”此外，他還在幫“音書科技”免費宣傳手語翻譯機，幫殘障創業者推廣無障礙地圖。

這種“資源撮合”模式，本質上是一種低成本的公益中介服務。它依賴的是何子龍多年積累的公信力和人脈網絡，但問題在于：這種依賴個人IP的模式能否規模化、機制化？一旦何子龍個人精力分散，這套系統還能否運轉？

何子龍顯然意識到了這一點。他正在推動兩件事：一是成立龍華區助殘企業發展促進會（目前進入審核階段）；二是打造“生命之光”宣講團，為全國熱愛演講的殘障人士提供平臺。“我從普通會員成長為社團負責人，這段歷程我至今難忘。”他說。

在科技助殘方面，他表達了更具體的期待。作為深圳市無障礙孵化空間特邀體驗官，他期待未來能出現“穿戴式假肢”，如同穿衣般便捷地穿戴上身、完成抓取動作；也希望智能假肢的價格能夠降低，“讓更多人都能用得起”；還盼望有更完善的溝通輔助設備，以便與聽障人士順暢交流。“我們每個群體都需要智能設備的支持，目前我操作手機、電腦仍不太方便。”

這些需求背后，是一個龐大的“無障礙經濟”市場。根據中國殘聯數據，全國殘疾人總數超過8500萬，涉及2.6億家庭人口。僅假肢、助聽器、無障礙智能設備等細分領域，就蘊含著千億級市場空間。何子龍的角色，既是需求端的“體驗官”和“意見領袖”，也是供給端與需求端之間的“翻譯官”。

但無論模式多么精巧，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始終存在：當公益與商業交織在一起，如何保證長期可持續？這不僅是何子龍個人的困惑，也是所有社會企業面臨的共性命題。

目前，他的收入來源包括醫院固定工作、直播賣字、宣講邀約三部分。公益項目如“圳藝館”“恬小鹿茶飲店”等，更多是平臺性質，尚未形成穩定盈利。“現在對我來說還是剛剛起步。”他多次強調這句話。

但記者注意到，他的時間分配已高度緊張。“我昨天寫發言稿寫到凌晨三點，還是很清醒，因為我在做自己喜歡的事情。”他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樂在其中。他告訴記者：“一定要自信。身體雖有殘缺，但夢想不應被束縛。找到自己真正熱愛的事物，學會一項技能，這樣在任何時候都能養活自己。”這種高強度投入，在創業初期可以理解，但長期來看，個人精力的有限性與平臺擴張的需求之間，必然產生張力。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是：公益項目的財務透明度和可持續性。目前，“圳藝館”的運營成本如何覆蓋？銷售分潤機制如何設計？殘障伙伴的作品如何定價？這些細節尚未明確披露。如果未來要走向可復制的模式，制度化的財務管理和利益分配機制是繞不開的課題。

何子龍對此有初步思考：“我計劃聯動有流量和影響力的主播、明星參與到扶殘助殘活動中來；吸引更多書法老師，把公益書法課覆蓋到老年人、殘障人士群體；策劃舉辦殘健融合書畫展；啟動‘恬小鹿茶飲店’百店千人計劃。”

這份路線圖的核心邏輯是“杠桿化”——用個人影響力撬動更多社會資源，用平臺化降低邊際成本，用品牌化提升議價能力。這是一個典型的社會企業思維：用商業手段解決社會問題，用市場邏輯放大公益效益。

2021年，何子龍從廈門來到深圳。他愛上這座城市的原因很樸素：“這里的包容性很強，我走在街上沒有什么回頭率，大家把我當一個健全的人看待。”

深圳給了他什么？不是同情，而是平等參與市場的機會；不是施舍，而是通過勞動獲得尊嚴的空間。從這個意義上說，何子龍的故事不僅是個人奮斗的傳奇，更是一座城市助殘生態的縮影——當“深圳速度”遇見“深圳溫度”，當科技助殘從政策口號變成市場行為，殘疾人經濟的春天，或許真的不遠了。

而“圳藝館”那150多幅藝術作品，安靜地掛在那里，等待著市場的檢驗，也等待著更多人的駐足。

責任編輯：徐蕓茜 主編：公培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