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漢南這番話，觸及了一種可稱為“反向斯蒂芬·勞倫斯綜合征”的情緒：一些保守派評論人士認為，警方在制度層面上對白人存在偏見。
1999年，針對勞倫斯遇害案的麥克弗森報告發布，認定倫敦警察廳在處理此案時負有“制度性種族主義”責任。
但這份報告究竟帶來了什么？過去30年來持續不斷的反種族主義實踐，似乎并沒有讓誰真正滿意，除了那些因種族與多元議題而撰寫一份又一份難以得出明確結論的審查報告、并從中獲得豐厚報酬的專業人士。
漢南提到的案件，指的是去年12月18歲的亨利·諾瓦克遭致命刺傷一事。諾瓦克是一名白人學生，據稱殺害他的是23歲的英國錫克教徒維克魯姆·迪格瓦。
迪格瓦目前正在南安普敦刑事法院受審，他聲稱自己是在諾瓦克對其進行種族辱罵和襲擊后出于自衛才動手。
不過，這些說法存在很大爭議。迪格瓦的母親被指控藏匿兇器，那是一把長21厘米、合法性存疑的錫克教匕首。控方還指稱，迪格瓦自己摘下頭巾，制造出諾瓦克將其扯下的假象；警方還在迪格瓦口袋里發現了死者的手機。
最具爭議的是，諾瓦克身中4刀、大量失血時，漢普郡警方到場警員卻在現場給他戴上了手銬。這一幕傳遞出的含義很明確：這支警隊似乎更在意種族問題，而不是先救治一名傷勢致命的少年。
需要說明的是，目前仍有許多情況尚不清楚。案件仍在審理中，關鍵事實仍受司法程序限制，不能公開討論。漢普郡警方至今尚未就涉事警員的行為發布聲明。隨身執法記錄儀畫面，推測也要等到作為證據提交時才會公開。
還應看到，犯罪現場往往十分混亂，最初的目擊者陳述也可能含混不清、彼此矛盾。就像斯蒂芬·勞倫斯案當年那樣，某種敘事已經先入為主：警察一聽到帶有種族意味的暗示，便本能地作出反應，而真正的受害者則在流血中死去。
諾瓦克之死，為那些質疑麥克弗森報告所開啟的那場聲勢浩大、手段強硬的多元化培訓浪潮的人，提供了新的論據。
反種族主義是否反而像種族主義一樣，成了妨礙警方判斷的重大因素？從某種政治版的牛頓定律來看，反種族主義是否也激起了同等強度、方向相反的反作用？
圍繞種族差異的擔憂，已經多次導致意料之外卻又悲劇性的后果。瓦爾多·卡洛凱恩就是一個例子。3年前，他在諾丁漢殺害了3人。
另一起事件中，倫敦警察廳曾因降低少數族裔警員的背景審查標準而受到批評，結果導致警隊招入了和其他有罪前科者。2017年，還有一名保安因不想被指控種族主義，沒有上前盤查曼徹斯特自殺式爆炸襲擊者。
麥克弗森報告制造出一種彌漫性的恐懼氛圍，壓制了常識判斷。
考慮到官僚體系及其運作邏輯，這樣的結果并不令人意外：許多人害怕指出反種族主義政策帶來的意外后果。當然，也毫無疑問，有些人正是借著多元、公平與包容這趟順風車，為個人利益謀求赤裸裸的晉升。
但警方對這類批評依舊顯得無動于衷。事實上，警務學院又推出了一項新的種族行動計劃，而這項計劃未來或許會成為一枚因意外后果而引爆的定時炸彈。
如果說種族問題已經成了英國建制派時代性的“原罪”，那么警察就是替其吞咽罪責的人。按照那些受批判理論啟發的設計者原本的設想，反種族主義如今已深深嵌入警務體系的骨髓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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