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貝尼托·墨索里尼領導下的法西斯意大利，足球成為政權宣傳機器的核心工具。1934年作為東道主奪冠，1938年在法國成功衛冕，這兩次勝利被塑造成法西斯“國家再生”和民族優越性的象征。

后人往往將意大利的勝利歸功于政治干預、歸化球員爭議和裁判指控的陰影中，但也不能因此忽視了主教練教練維托里奧·波佐的戰術革新和意大利隊球員的優異表現。

一開始。墨索里尼本人更青睞摩托車和航空等體現個人英雄主義與能夠彰顯意大利工業實力的活動，對足球并不感冒。

但憑借與生俱來的宣傳天賦與洞察力，墨索里尼很快認識到足球作為大眾運動的巨大潛力：它能跨越階級，凝聚民族情感，并傳播法西斯紀律，強調絕對服從和身體強健的價值觀。

1926年的《維亞雷焦憲章》將足球“法西斯化”，建立中央控制的聯賽體系，意甲聯賽于1929年正式啟動，意大利政府開始興建宏偉體育場，往往將這些建筑融合古典羅馬與現代法西斯風格，彰顯意大利的國家權威，最具典型的，莫過于當時的拉齊奧主場。

1934年世界杯在意大利舉辦，是法西斯政權精心策劃的展示舞臺。意大利政府投入巨資350萬里拉，當時的國際足聯在政治游說和經濟擔保下選擇意大利取代瑞典作為東道主。

墨索里尼治下的宣傳機器，也敏銳地捕捉到了即將到來的世界杯對于大眾的宣傳意義。宣傳部長阿希萊·斯塔拉切主導了一波針對1934年世界杯的視覺轟炸：發行30多萬張海報、紀念郵票，甚至推出世界杯主題香煙。

金發碧眼而又體格健碩的球員被塑造成“新意大利人”典范，比賽則被宣傳為“戰斗”。墨索里尼偶爾現身賽場，被包裝成“第一運動愛好者”，并推動將古老的“卡爾喬·菲奧倫蒂諾”（是一種起源于中世紀佛羅倫薩的游戲，融入了古羅馬角斗士的影子，也能從中看到今天的足球、橄欖球與拳擊摔跤等元素，身體對抗強度極大，允許適當的暴力活動）同現代足球聯系起來。

當時的東道主意大利隊，在主教練波佐執教下進行了新一輪的戰術革新，強調防守穩固、中場控制和快速反擊，這比當時流行的金字塔陣型更強調攻守平衡。

歷史學家的研究表明，墨索里尼對于這屆在家門口舉辦的世界杯，尤其重視，開始了一系列政治斡旋活動：他在賽前召見意大利足協主席喬治奧·瓦卡羅，明確表示“意大利必須贏得世界杯”，而非“獲得名次就好”。傳言墨索里尼還親自挑選部分裁判，在賽前會見對方。這才有了半決賽對西班牙的激烈重賽（意大利取勝）及決賽中對捷克的爭議判罰（否認捷克多個點球）所引發廣泛質疑。

墨索里尼本人出席多場在羅馬比賽，包括決賽，勝利后公開慶祝，將其作為法西斯組織力和民族復興的證明。

決賽在羅馬的Stadio Nazionale PNF體育場舉行，該體育場的建筑風格，兼具羅馬與法西斯特點。意大利隊在常規時間，1-1戰平后加時2-1逆轉取勝。約6.5萬球迷前往現場觀看，墨索里尼出席并向球員頒發遠大于常規大力神杯的巨型獎杯，需要四個人才能抬著上場，用以彰顯這屆冠軍的特殊意義。

盡管意大利隊實力強勁，但英國、烏拉圭等強國缺席以及墨索里尼的斡旋。進一步便利了奪冠。勝利后，各大媒體更是宣稱這是“領袖教導下的勝利”。

1938年在法國舉辦的世界杯上，意大利成功衛冕，決賽4-2擊敗匈牙利。同一教練波佐率隊再次證明實力。這次沒有明顯的主場優勢，且意大利球員面臨著滿場的噓聲和反法西斯的抗議浪潮（因為意大利球員在賽前儀式環節被迫行法西斯禮）

關于這屆世界杯，有一個流傳甚廣說法：在決賽開始前，墨索里尼給意大利全隊發去電報：“Vincere o morire”（勝利或死亡），隨后意大利在這樣的激勵與威脅之下，完成了衛冕的壯舉。但球員彼得羅·拉瓦在2001年否認這份電報的存在，他說當時只收到了激勵與祝福，歷史學家們翻遍相關材料與文檔，也未找到這份電報的原件，由此可見，這大概率是一個杜撰后被發揚光大的故事了。

勝利后，意大利球員獲金錢獎勵和法西斯金質獎章，墨索里尼在羅馬接見他們。兩次世界杯加上1936年柏林奧運會足球金牌，鞏固了意大利作為足球強國的地位，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意大利法西斯政權的國際聲望，但隨之而來的二戰，打破了這一切。

回看今朝，意大利隊已經連續缺席了三屆世界杯，四星軍團的榮譽冊上，有兩顆星，或許贏得不是那么光彩，但當時球員與教練員的傳奇表現，也不能因此否認，要知道，國米傳奇梅阿查，正是那支意大利隊的領軍人物。

這就是足球，最像戰爭也最能激發大眾熱情的運動，這里還有一個少有人說出來的秘密：足球場上的勝利，資源調度與臨場應變缺一不可，真的就像戰爭一樣，該用什么辦法，在“不越界”范圍內，贏下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