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P評論是國家高端智庫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官方微信平臺

導語：5月13日至15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對中國展開國事訪問，中美元首時隔九年再次在北京會晤。5月14日上午，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同美國總統特朗普舉行會談。會談中，習近平主席就中美關系連續提出“三問”：即中美兩國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開創大國關系新范式？能不能攜手應對全球性挑戰，為世界注入更多穩定性？能不能著眼兩國人民福祉和人類前途命運，共同開創兩國關系美好未來？他強調，“這些是歷史之問、世界之問、人民之問，也是大國領導人需要共同書寫的時代答卷。”

在此次會晤中，中美元首同意將構建“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系”作為兩國關系新定位。這為未來一段時期的雙邊關系提供了方向性指引。中美雙方還就一系列重點議題形成初步安排，并就重大敏感問題釋放出繼續溝通、管控風險的信號。日前，IPP多位專家圍繞會晤釋放的戰略意涵、初步成果及后續影響作出觀察和分析，并就中美關系的階段性變化與長期走向展開研判。

中美關系：不以一時輸贏論

郭海

IPP執行院長、研究員

美國總統特朗普于5月13日至15日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進行了會晤。從這次會晤的結果來看，雙方達成了幾項重要共識。

第一，雙方初步達成“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系”共識，至少在中短期不會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在此次會晤中，中方再一次在臺灣問題上劃清了紅線。特朗普起初對此表示，習主席在會晤中對此表明了態度，但他“沒有評論”。但在5月15日接受福克斯電視臺采訪時，特朗普轉而強調：“我不希望有人宣布獨立。”總體而言，美方保持了較為謹慎的態度，沒有改變既定的“一個中國”政策。

值得留意的是，特朗普尚未就140億美元的對臺軍售法案做出決定。特朗普面臨的國內壓力不小，國會兩黨議員都在敦促特朗普點頭。“有錢不賺”也不符合特朗普一貫的重商主義風格。但特朗普很清楚臺灣問題的敏感性和風險所在。他一方面還是會“把牌攢在手里”，而另一方面也會延續美國在臺灣問題上的既定政策。

美國總統特朗普5月15日結束訪華行程后，在接受福克斯新聞采訪時談到臺灣問題，他明確警告臺灣當局不要指望美方“開空白支票”，有無限制的軍事支持。圖源：FOX NEWS

第二，在伊朗問題上，盡管中美雙方尚未達成任何形式的公開聲明，但雙方還是一定程度上表達了共同維護霍爾木茲海峽開放的意愿。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在會晤期間放出消息，稱中方同意其有關霍爾木茲海峽必須重啟的觀點——這可能是有意在曲解中方的意思。長期以來，中國在中東問題上的一貫立場是維持地區和平與穩定，而此次戰爭本就不應該發生。實際上，中方一直在支持巴基斯坦給美國與伊朗提供外交斡旋，防止沖突升級。從中美雙方在伊朗問題上的表述差異可以看出，華盛頓似乎急于塑造一種“中國在伊朗問題上站在美國一邊”的國際印象。

第三，在貿易問題上，雙方防止了“貿易戰”的進一步升溫，并且在部分領域實現了進展。例如，花旗集團將獲中國第七張外商獨資券商牌照，成為中國第七家外商獨資券商；特朗普在返美途中表示，中方承諾采購200架波音公司飛機。雖然這些交易本屬中美正常經貿往來的一部分，但在當前的中美關系大背景下，它們具有一定的象征意義，表明中美經濟關系不會“全面脫鉤”，雙方將繼續維持“照常營業”（business as usual）的狀態。在如今的外部環境下，能實現這種程度的正常國際貿易，實際上已屬實不易。無論對中國還是對美國的經濟界而言，這次會晤都起到了“定心丸”、“壓艙石”的作用。

有部分分析（包括許多西方媒體和學者）傾向于把中方視作此次會晤的“贏家”，而特朗普為“輸家”。這種觀點表面上看似有一定依據，但其實有失偏頗，不符合中美雙邊關系與國際政治的現實狀況。盡管此次元首會晤有很重大的歷史意義，但中美作為全球最重要的兩個大國，雙方互動本就不是簡單的零和博弈，不可能以用一次會晤、一項表態或短期輿論風向來簡單定義輸贏。

大國交往注重的是博弈的長期性、穩定性以及風險的可控性。從這個角度看，此次元首會晤成功舉辦本身就是一項給當前失穩的世界秩序注入穩定的重大成果，中國、美國和國際社會都是此次會晤的“贏家”。

時隔9年再握手——大國的擔當

楊麗君

IPP資深研究員、教授

談中美首腦會談，離不開當前的世界局勢。世界秩序正在迅速走向失控——俄烏戰爭還沒有結束，伊朗戰爭再起。俄烏戰爭的影響主要在歐洲，但伊朗戰爭的影響則是全球性的。

首先，全球石油價格飛漲，對全球經濟和各國內政帶來很大影響。

美國攻打伊朗由短期取得勝利轉向長期對峙，伊朗借機關閉霍爾木茲海峽，通過控制石油來影響全球經濟和各國內政。同時，伊朗戰爭也加劇了主要阿拉伯國家內部的分歧，阿拉伯聯合酋長國近期就宣布退出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由于該組織對成員國的原油輸出價格具有重要影響力，高產能成員國阿聯酋的退出，意味著未來石油價格有可能進一步高企。

其次，美國的同盟陣營正在呈現解體態勢，各國從之前的對美軍事依賴轉向尋求“戰略自主”。

在歐洲，英國拒絕美軍使用本國基地來打擊伊朗民用設施，德國僅同意“有限”使用。為了報復德國，近期美國五角大樓正式宣布未來將從德國撤出5000名美軍。這些都意味著二戰之后建立起來的美國軍事同盟內部信賴關系出現嚴重裂痕。

在亞洲，日本政府借操縱臺灣議題，渲染朝鮮和中國的軍事擴張，來實現其修改憲法和再軍事化的目的。大力發展軍工防衛產業、通過向周邊國家出售武器來拉動國內經濟成為日本政府目前正在推進的國策。為武器出口松綁的“防衛三文書”修訂應該沒有什么懸念，高市早苗計劃在2027年修改憲法也在緊鑼密鼓推進中。再加上其他區域沖突，如果局勢不加以管控，失控的世界秩序必然會滑向戰爭。

5月15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宣布，美國總統特朗普結束訪華行程后，在返程的飛機上與她進行了通話。據報道，高市早苗稱她與特朗普重申了日美同盟的重要性。圖源：NHK

中美兩大國已經是“事實上的G2”，即兩國是“事實上的超級大國”。從世界秩序管控這個角度來看中美元首會談，對會談結果的理解可能會更清晰一些。具體來講，這次元首會談的戰略成果遠較具體的經濟成果更重要。這次會談將中美關系定義為“建設性戰略穩定關系”，意味著盡管中美之間依然存在分歧，競爭也不可避免，但穩定兩國關系將是兩國共同的目標。

穩定的中美關系是安定世界秩序的前提。在會談中，中方領導人認為，中美兩國可以跨越“修昔底德陷阱”，攜手應對全球挑戰；兩國在盡快重開霍爾木茲海峽、穩定原油價格、妥善解決伊朗問題等方面達成一致，這些都說明了中美共同管控全球危機的一致性。

在經貿層面，美國希望中國對美開放市場，特別是科技和AI產業市場。也就是說，一部分非尖端和競爭不那么激烈的科技產品和技術會允許中國使用。這也意味著，中美兩國的科技競爭依然會持續，甚至會更加白熱化，只不過美國對中國的科技競爭轉變了方式，從以前的全面封殺轉變為令中國產生技術依賴，進而制約中國的自主研發能力。顯然，在過去近十年的中美競爭中，美國的全面封殺不僅沒能阻止中國的技術進步，反而激發出中國強勁的自主研發能力。反倒是，開放市場更多地意味著對美技術依賴。在電子科技領域，中國沒有像歐洲和其他發達國家那樣全面依靠美國技術，一個原因正是中國的市場保護。對此我們應當如何應對？需要思考。從科技競爭的角度看，未來的中美關系依然有著很大的不確定性。盡管“建設性戰略穩定關系”這一中美共同意愿能否達成，依然存在著很多變數，但是這是作為兩個超級大國應當承擔的國際責任。

特朗普訪華：穩定預期與有限緩和

徐偉鈞

IPP副研究員

特朗普此次訪華釋放出的最重要信息，是為中美關系提供了穩定預期。雙方并未宣布解決所有結構性矛盾，但通過元首會晤確認了“建設性戰略穩定關系”的新框架。只要特朗普不出爾反爾，這一定位將有望為未來三年乃至更長時間的中美關系提供戰略指引。

由此來看，此次訪問的首要成果不在于某一項具體協議，而在于繼續鞏固了元首外交對雙邊關系的引領作用，為中美避免滑向全面對抗創造了新的政治條件。

特朗普周五結束對華正式訪問后，在返回美國的空軍一號上向媒體發表講話。圖源：紐約時報

從經貿層面看，此次訪問也為下一階段的貿易談判奠定了較好的基礎。中方的表述顯示，雙方經貿團隊已形成“總體平衡積極”的成果，并同意在經貿、農業、旅游、人文、執法等領域擴大交流合作。美方則更重視農產品、波音飛機、市場準入等可展示的交易成果。雖然這些成果仍有待工作層面繼續細化，但它們至少說明，中美經貿關系正在從此前高度對抗的“關稅戰”邏輯，轉向以階段性談判、議題清單和利益交換為特征的“管理型競爭”。這對于緩和市場預期、防止貿易摩擦突然失控，具有一定積極意義。

更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訪問透露出中美在重大風險議題上求同存異、共管風險的可能性。臺灣問題仍是中方最關切的核心問題，習近平主席在會談中明確強調，臺灣問題是中美關系中最重要的問題，如果處理不好將使雙邊關系陷入危險境地。特朗普雖然沒有公開提及美國對臺政策，也沒有就是否“協防臺灣”作出明確表態，但其保持戰略模糊的決定，本身也反映出美方至少在當前階段不愿讓臺灣問題破壞訪華形成的緩和氛圍。

美國國務卿盧比奧（Marco Rubio）在周四（5月14日）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特朗普政府對臺灣問題的政策沒有改變。

在日本問題上，此次訪華進一步放大了日方對尼克松式“越頂外交”的焦慮。日方曾試圖推動特朗普訪華前后順道訪問日本，但未能實現。特朗普雖在返程途中第一時間與高市早苗通話，但通話僅約15分鐘，更像是事后安撫而非實質協調。這表明特朗普當前更重視維護中美互動的積極氛圍，不愿讓日本因素干擾中美關系階段性修復。

此外，從中美會談涉及中東、烏克蘭、朝鮮半島等議題來看，雙方仍存在圍繞地區熱點進行危機溝通的空間。特別是在伊朗戰事和霍爾木茲航道問題上，中美都不希望局勢進一步推高能源價格、沖擊全球經濟，因此存在有限協調的現實基礎。不過，這種協調更可能是問題導向的、交易性的，而不是戰略互信意義上的深度合作。

當然，此次訪問的遺憾也十分明顯。訪問氛圍良好，禮賓規格很高，雙方領導人的互動也很積極，但并未發布聯合公報或聯合聲明，也沒有達成由兩國元首直接簽署的“大協議”。至少在公開層面上，此次訪問沒有形成共同事實清單，貿易、臺灣、人工智能、伊朗等關鍵議題也沒有取得突破性成果。這說明，中美關系的緩和仍主要停留在政治氛圍和框架搭建層面，尚未真正轉化為可以約束雙方政策行為的制度性安排。

從后續安排來看，此次訪問為未來進一步的談判與協調預留了充足空間。特朗普已邀請習近平主席今年秋季回訪美國，中美雙方也同意相互支持辦好今年的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和G20峰會。這意味著今年內中美元首存在至少三次線下會晤與當面溝通的契機。只要雙方能夠在關稅、農產品、投資、技術管制、對臺軍售等問題上形成階段性共識，未來仍有可能把此次訪華的政治氛圍轉化為更具體的協議成果。

不過，中美關系向好的趨勢仍然脆弱。特朗普面對中期選舉壓力，仍可能出于國內政治需要繼續“打中國牌”，通過展示對華強硬來獲取選民支持。特朗普回國后仍將面對通貨膨脹、油價上漲和伊朗戰事外溢等政治壓力，這些因素都可能促使其重新訴諸對外強硬姿態以轉移國內矛盾。

因此，此次訪華可以被視為中美關系階段性止跌企穩、緩和降溫的重要節點，但不一定會推動兩國關系形成長期穩定的結構性緩和趨勢。

從關稅休戰到機制協商：中美經貿關系進入新階段

劉佳

IPP研究員

盡管近期中東局勢升級、伊朗相關危機持續發酵，導致國際政治經濟環境趨于緊張，但經貿議題仍然是此次中美會談的核心。

美國總統特朗普率領多位美國工商界代表訪華，顯示美國商界希望推動雙方在經貿領域達成關鍵協議，并爭取將于11月到期的關稅休戰安排進一步延長。當前擺上談判桌的重要議題，包括波音飛機采購合作以及數十億美元規模的大豆采購計劃等。最終，雙方共同確認，將“構建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系”作為中美關系的新定位。這表明，中美關系有望從此前的階段性緩和，逐步轉向機制化協商與可控競爭并存的新階段，并為未來一段時期的雙邊關系穩定提供框架性指引。

根據中國商務部公布的談判成果，雙方達成的主要共識包括：第一，繼續落實前期磋商成果，并就相關關稅安排形成積極共識；第二，同意成立貿易理事會和投資理事會，通過貿易理事會討論產品降稅等問題，并原則上同意對規模相當的彼此關注產品實施降稅；第三，推動解決部分農產品非關稅壁壘和市場準入問題；第四，通過一定范圍內產品的相互降稅安排，擴大包括農產品在內的雙向貿易；第五，就中方向美方采購飛機，以及美方保障飛機發動機和零部件對華供應等事項達成相關安排，并同意繼續推進相關領域合作。

據法新社報道，波音星期五（5月15日）在聲明中說：“我們這趟訪華行非常成功，達成了重啟中國市場、迎來飛機訂單的重大目標。”圖源：路透社

其中，成立貿易理事會和投資理事會，被視為此次談判的重要成果之一。事實上，早在2025年，中美雙方已經建立起財政部長—副總理層級的溝通機制，在緩解和管理雙邊經濟緊張局勢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一高層溝通渠道不僅有助于為兩國領導人峰會做準備，也將在2026年及未來一段時期內，對維持雙邊關系穩定發揮關鍵作用。不過，僅依靠高層溝通機制仍然不足。鑒于中美經貿關系體量龐大、議題復雜，僅有領導層和高級官員對話，難以覆蓋大量具體且長期存在的技術性問題。因此，還需要建立更加常態化、行政層級更低但持續有效的溝通機制，以形成多層級協調體系，才能更有效地管理全球最復雜、影響最大的雙邊經濟關系之一。

與此同時，去年持續升級的關稅摩擦也對美國農業造成了明顯沖擊，美國農民普遍希望擴大對華出口，包括大豆、牛肉和家禽等農產品。今年第一季度，中美貿易額同比下降16.6%，降至1286.8億美元。其中，中國對美國出口966.9億美元，同比下降16.3%；美國對中國出口319.9億美元，同比下降17.6%；中國對美貿易順差同比下降15.5%，降至646.9億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中美之間的關稅體系已不再是單一稅率結構，而是由基礎關稅、“301條款”加征關稅，以及針對特定產品實施的反傾銷和反補貼稅共同構成的復雜體系。2026年1月，美國集中公布了一批針對中國產品的“雙反”調查終裁結果，涉及農產品、化工、建材等多個領域，相關關稅水平進一步提高。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為何今年第一季度中國對美出口同比下降16.3%——高關稅顯著削弱了相關產品的價格競爭力。

因此，在當前中美關系出現階段性緩和、并形成初步穩定態勢的背景下，雙方如果能夠繼續在關稅問題上保持克制，并恢復多層級、常態化的溝通機制，對于穩定雙邊經貿關系、降低摩擦升級風險，具有重要意義。

特朗普訪華與中美AI“競合”新格局

戴明潔

IPP研究員

在此次特朗普訪華事件中，我重點關注了人工智能（AI）這一中美戰略競爭核心領域的動態與趨勢。總體而言，這次訪問預示著中美之間基于實力與差異的“競合”新格局正在形成，未來的中美AI關系將呈現出一種“基于實力的競爭”與“基于差異的合作”并存的交織態勢。

首先，元首外交與工商界參與體現出AI議題在中美關系中的戰略性提升。此次訪問中，大國AI治理與戰略穩定成為國際社會期待中美達成共識的關鍵領域之一。在訪華前，中國駐美大使謝鋒在接受美國《新聞周刊》（Newsweek）專訪時指出，中美在AI領域存在競爭是自然的，但應良性競爭，要通過合作共同展現大國擔當。這一表態其實為雙邊AI互動指明了“管控競爭、探索合作”的方向。尤為值得關注的是，隨特朗普訪華的美國商界代表團中，英偉達首席執行官黃仁勛的“壓軸加入”成為焦點。這一戲劇性轉折表明，即便在芯片出口管制下，美國也無法忽視與中國在AI產業層面保持對話通道的現實需求。

黃仁勛坦言，此行是“建立更好伙伴關系的絕佳機會”，而馬斯克、庫克等科技領袖對中國市場與創新能力的積極評價，共同釋放出美國產業界對華合作與市場機遇的持續看重。工商界的深度參與，意味著AI不僅是國家間的戰略博弈，更體現出中美是緊密交織的產業利益共同體。

目前，英偉達公布的780億美元年度營收指引中，已將H200芯片來自中國市場的營收貢獻預估為零。圖為英偉達首席執行官黃仁勛在出席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強與美國商界領袖會晤期間接受媒體采訪。圖源：AP

其次，從“實力差距”到“路徑差異”，中美AI發展生態越來越互補。當前，中美AI競爭已超越簡單的“領先—追趕”敘事，日益呈現為發展理念與路徑的深刻“差異”。

在技術側，美國憑借其在高端芯片、核心算法上的先發優勢，繼續領跑前沿基礎研究與通用人工智能（AGI）探索；中國則在工程化落地、中端芯片制造與算力高效調度方面展現出獨特優勢。

在應用側，差異更為顯著。美國因“制造業空心化”緣故，AI應用更多聚焦于代碼生成、法律、金融等高端服務業；中國則依托全球最完整的制造業體系，強力推進“人工智能+”行動，致力于讓AI技術深度賦能千行百業。

在國際合作方面，美國傾向于聯合其高價值盟友，如歐洲、日韓等具有高價值市場的發達國家，以及擁有低廉能源和主權財富基金的海灣國家，走“精英路線”；中國則走“大眾路線”，強調AI時代全球南方國家的均衡發展、包容普惠。

最后，中美AI之間的“差異”孕育“合作”，AI全球治理與風險管控有望迎來國際共識。正是上述的結構性“差異”，而非單一維度的“差距”，為中美AI合作開辟了潛在空間。差異意味著雙方并非在同一賽道上進行零和博弈，而是在不同維度上各具優勢，存在功能互補的可能。例如，中國豐富的應用場景與數據資源，可為美國的前沿算法提供驗證和優化的沃土；而美國的基礎理論突破與技術生態，亦可為中國技術迭代提供參照。

更重要的是，面對AI技術帶來的共同挑戰——如自主武器系統風險、深度偽造治理，以及技術對就業的沖擊等——中美擁有迫切的共同利益來協調立場、建立風險管控機制。在聯合國等多邊框架下，圍繞AI安全標準、倫理規則與全球南方國家的技術普惠等議題，中美合作對于塑造負責任的全球AI治理秩序至關重要。

總的而言，中美之間有望形成基于實力的長期競合與戰略穩定關系。雖然中美在AI領域的戰略競爭并不會因此次特朗普訪華發生根本性改變，但通過元首外交的引領與工商界的務實互動，雙方正嘗試為這場難以避免的競爭安裝“安全護欄”與“合作通道”：競爭體現在對技術制高點、產業標準與全球影響力的爭奪；合作則存在于危機溝通、風險防控以及惠及人類的共同議題之中。構建中美在AI領域的“建設性戰略穩定”關系，關鍵在于雙方能否超越零和思維，在承認并尊重彼此發展路徑差異的基礎上，將競爭控制在有序范圍內，并將合作拓展至人類共同利益最集中的領域。這不僅是雙邊關系的穩定器，也將決定AI時代全球治理的走向。

特朗普訪華的“減壓閥”與中美關系的短暫窗口

李品保

IPP副研究員

2026年中期選舉在即，特朗普輸不起。眼下，白宮的成績單極為嚴峻：國內通脹反彈，3月CPI爬升至3.3%，他的經濟支持率已跌至30%的危險線。海外烽火不斷，伊朗局勢、霍爾木茲海峽危機交織，美國正深陷中東泥潭。

CNN/SSRS最新民調顯示，在醫療成本、中產支持、收入不平等、生活成本和經濟等議題上，美國選民更信任民主黨。

重壓之下，這次5月中旬的北京之行，成了他最迫切的“減壓閥”。他急需這場舉世矚目的元首會晤，來分散國內對手和媒體的注意力。看看隨行團超高的含“金”量，商人總統的經貿企圖不言而喻。這透露出一個核心信號：當下的華盛頓，對華有著極為現實的“剛需”。國內選民怨氣大，他需要中國大舉采購農產品和能源來平抑物價；高精尖產業面臨瓶頸，他需要中國穩定關鍵礦產的供應鏈；中東亂局難以脫身，他更需要借助中方的特殊斡旋能力。正是這些硬利益的驅動，促使中美達成了構建“建設性戰略穩定關系”的共識。

基于此，我們可以作出一個短期判斷：在11月中期選舉塵埃落定前，為了穩住選票基本盤，特朗普政府大概率會傾向“穩”字當頭。但對“交易型外交”的本質，我們必須保持冷靜。

一旦選戰過關，或者國內政治壓力再度爆棚，特朗普完全可能為了新的政治風向迅速變臉。強硬的對華議題，隨時會再次成為他轉嫁國內矛盾的工具。因此，面對下一階段的中美互動，我們既要抓緊眼前窗口，更要對未來潛在的“動態顛簸”做好準備。

中美關系新起點：經濟互補與人文交流

朱雁翎

IPP副研究員

中美兩國各界和國際社會高度關注美國總統特朗普此次訪華。這是兩國進入各自發展關鍵階段的一次重要會晤，也是中美關系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的一次重要會晤。“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系”的定位使兩國關系的發展方向更加明確。元首外交也為中美之間經貿、人文的對話機制注入更多動力。

一是發揮中美經濟的互補性，構建更平衡、更具韌性的全球經濟。要達成中美之間未來一段時間的“建設性戰略穩定”關系，需要超越大國博弈或陣營對抗的思維，從全球共同利益的角度去思考中美貿易關系。

一個值得探索的問題是：怎樣的雙邊貿易可以使中美兩國都取得較為健康、可持續的經濟社會發展？中美之間可以保持良性競爭關系。作為世界前兩大經濟體，兩國有多樣的渠道和方式，通過貿易關系的調整來改善自身發展狀況。認識到中美擁有廣泛共同利益和廣闊合作空間，強調兩國經貿關系互利共贏的本質，有助于促進全球經濟再平衡。

二是促進中美人文交流，尤其是青年之間的互動。中美人文交流是中美雙邊關系的重要基礎，涵蓋了教育與學術、文化與藝術、科技創新等領域。目前，在元首外交的引領下，中美社會各界有望保持更積極的對話與互動。特別是青年互動，更能構建跨越代際的橋梁，增進兩國互信。習近平主席歡迎更多美國青少年來華參訪、學習。特朗普總統也多次表示歡迎中國留學生到美國去。這種雙向交流將開闊年輕人的視野，更好塑造中美關系的未來。

2025年12月26日，美國“飛虎隊友誼學校”代表團學生在廣西南寧體驗操控機器人。圖源：新華社

從三個細節看中美關系的結構性轉變

劉深

IPP新媒體主管

2026年5月13日至15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完成了他第二任期內的首次對華國事訪問。與2017年11月他的首次訪華相比，本次訪問在行程安排、議題設置和互動模式上的許多細節變化，體現出中美兩國關系正在發生深層次的結構性轉變。

一、行程：從務虛到務實

回顧2017年特朗普的首次訪華，盡管許多行程安排時至今日仍被人津津樂道，如特朗普夫婦參觀故宮博物院，在中方領導人高規格的陪同下喝茶、看京劇、體驗文物修復并享用私人晚宴；兩國元首共同出席中美企業家對話會并共同見證2500億貿易大單的簽署；在當年的歡迎晚宴上，中方甚至邀請了新老兩屆政治局常委的集體陪同，營造出了一種極高的外交禮遇與“老友相會”的溫情氛圍。但從根本上來說，這些行程安排更多呈現出一種“表演性”和“觀賞性”，主要目的還是為雙邊關系進行鋪墊和試探。

2026年的訪問明顯更為精簡和直接。同樣是為期三天的國事訪問，特朗普一行在5月13日傍晚專機落地后，代表團直接前往四季酒店休息，沒有安排任何禮儀性互動；14日上午的正式雙邊會談時間比原計劃拉長了一倍，達到2小時15分鐘；15日的收尾階段，同樣沒有安排任何游覽行程，而是直接安排兩國元首在中南海進行私密的工作茶敘、園林漫步和午餐會。此外，參與本次會晤的中方的核心團隊也明顯更為精煉，主要為中央政治局負責政治、外事外交和宏觀經貿的高級官員。這種“小團隊、長時間”的閉門互動，凸顯了本次訪問極其務實并專注于解決問題的核心特征。

5月15日上午，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國總統特朗普舉行小范圍會晤。圖源：新華社

二、 接待：從“超規格”到平等對話

在接待規格與展示元素的變遷中，中方表現出了更加從容、對等的“平視”姿態。

首先，2017年特朗普對中國的訪問，只是其出訪亞洲五國系列多邊行程中的一站。而本次的特朗普訪華行程，本身就是一次策劃許久的專程對華出訪，中國的分量明顯更重，雙方平等相見的姿態亦更為明顯。

其次，本次行程中的展示的一些文化符號，也更為凸顯中國自身作為大國的實力和形象，而不像上次訪問那樣“謙和”。例如，新華社在一文中特別提及了一樣元素——作為兩國元首合影背景的、人民大會堂河北廳中的巨幅畫作《金山嶺晨光》。在中國的外交語言中，這一畫作作為兩國元首合影的背景，本身就傳遞出了許多值得解讀的信息。一方面，畫作中的“晨光”傳遞出中方對中美關系結束長夜、穩步向好的希望；另一方面，畫中的長城則展示出中國的實力、定力與不動如山的決心。這種“剛柔相濟”的元素展示，明顯比上次單純的文化要素更具“硬度”。在當前全球飽受地緣沖突動蕩的背景下，兩國元首共同參觀寓意“祈求風調雨順”的天壇，也體現了中國作為地緣穩定力量的大國角色。

5月14日，人民大會堂河北廳，巨幅畫作《金山嶺晨光》前，擺放著中美兩國國旗旗陣。習近平主席同特朗普總統并肩而立合影。圖源：新華社

此外，在歡迎晚宴的出席人員安排上，中方官員序列的出席陣容更為精簡，反倒是多位與美國到訪企業具有深度產業鏈互嵌關系的中國民營企業被特別凸顯，例如在俄亥俄州設廠的福耀玻璃，作為蘋果和特斯拉核心供應商的藍思科技，與高通和美光長期合作的聯想等。除此之外，中方的小米、字節跳動等前沿科技、戰略制造、人工智能企業的掌門人出席，也是在展示出一種對特斯拉、蘋果等美國企業的“可替代性”。這種“官對官談紅線，企對企談生態”的重組，一方面是在提醒美國經貿界中國經濟元素的實力和不可替代性，另一方面也是中美在部分高端產業可以實現某種“平起平坐”的客觀展示。

5月14日晚，在美國總統特朗普訪華的歡迎宴會上，有多名中國企業家亮相。

三、議題：從“大單”到“制度重建”

在2017年的訪華行程中，特朗普的最大成果是一份價值2535億美元的貿易意向大單。盡管其中多為非約束性的傳統能源、化工和航空器采購，具有明顯的短期“交易性”，甚至可以說是“敲竹杠”的特征，但回國后仍被特朗普作為個人政績拿來炫耀。

2026年的會談，雖仍有中方購買200架波音飛機和農產品貿易等短期交易達成，但真正引人注目的，則是一系列事關兩國長遠經貿關系發展的結構性機制安排。例如，在金融與投資領域，雙方同意成立貿易理事會和投資理事會，用以監督和劃定非敏感領域的雙向投資。外界也普遍預期，中美正在人工智能領域商討建立一個常設機制，以商討形成最低限度的技術安全共識。這顯示出，一方面中美經貿正式告別了單純的“買賣關系”，特朗普政府也已經放棄了通過短期交易和“大單”的方式來平衡中美貿易；另一方面，這也顯示中美經貿關系已經進入了“受管控的相互依存”階段。制度型護欄的建立，是為了在中美高科技領域局部脫鉤的同時，確保剩余的商業大盤不至于全面崩盤。這也從側面反映出，如今雙方都不希望中美關系繼續惡化。

對比2017年與2026年特朗普兩次訪華行程的變遷，我們不難發現，中美關系已經度過了早期帶有戲劇性和試探性的階段，開始在對等平視的格局下，通過建立結構性和制度化的防火墻，來共同管控仍舊充滿不確定性的中美關系大局。

中美戰略穩定共識仍待機制化落地

陳佳慧

IPP助理研究員

2026年中美元首北京會晤最重要的成果，是雙方就推動構建“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系”形成重要共識。這一定位為未來三年乃至更長時期的雙邊關系提供了戰略指引。中方提出這一框架，釋放出超越零和博弈、探索競爭中穩定共處的戰略意圖。美方對此作出積極回應，表明雙方至少在一個基本判斷上形成共識：中美競爭將長期存在，任何一方都難以單方面取得決定性優勢。在此基礎上，雙方需要在臺灣、經貿、科技等關鍵議題上為競爭設置邊界，確保分歧可控，防止競爭失控。

這一新定位至關重要。傳統戰略穩定多以核威懾制衡為托底機制，而當下AI技術賦能軍事、中美博弈持續升級，現有機制已無法有效管控風險、維系長期和平。2024年APEC會議期間，中美雙方領導人確認應由人類控制核武器使用的決定，并強調應本著慎重負責的態度在軍事領域發展AI技術。這是中美在AI治理領域少有的共識性議題，但還遠不是制度性安排。

從目前公布的初步成果看，經貿領域出現一定積極進展，包括雙方同意建立貿易理事會和投資理事會，就關稅、市場準入等核心議題保持溝通協調。科技領域的突破則仍有待觀察。會前，美國財長貝森特釋放中美兩國將就AI安全措施啟動對話的信號。目前雙方圍繞AI議題尚未宣布新的制度安排，高端芯片出口管制等關鍵問題也未見明顯松動。

未來觀察重點在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系”能否從外交表述轉化為具體的執行機制。考慮到年內中美仍有多場雙邊及多邊高層互動窗口：美方已邀請中方領導人秋季訪美，疊加后續深圳APEC峰會、邁阿密G20峰會等重要場合，相關合作成果不會一次性敲定，更細化、更大規模的合作事項或將在后續會晤中逐步兌現。

IPP評論熱門文章

觀點集錦｜鄭永年：中美關系可能會進入一個全新階段

關于IPP

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IPP）是一個獨立、非營利性的知識創新與公共政策研究平臺。IPP圍繞中國的體制改革、社會政策、中國話語權與國際關系等開展一系列的研究工作，并在此基礎上形成知識創新和政策咨詢協調發展的良好格局。IPP的愿景是打造開放式的知識創新和政策研究平臺，成為領先世界的中國智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