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七五年伏天最熱的時候，歌樂山山腳下的金剛坡那塊地界，迎來了幾位行色匆匆的老同志。

這事兒起因是前陣子，有個莊稼漢在收拾廢棄碉堡，沒成想從土里刨出了一副女人的骨頭架子。

最扎眼的是，那尸首的手腕子處還死死卡著一截長滿銹疙瘩的鐵鏈子。

法醫那邊正忙著驗骨頭，另一頭，幾個早就在牢里待著的軍統舊部也被拉出來重新過堂。

大伙兒把零碎的口供往一塊兒對，又把壓箱底的遺物翻了個底兒掉，兜兜轉轉，總算在一堆破爛兒里尋見了一封發黃的介紹信。

盡管紙上的墨色淡了不少，可周公在信上落下的兩處手跡依然能看個真切。

就憑這張薄紙，一個埋了整整二十六載的悶葫蘆終于給揭開了。

早些時候，川內整理地下黨名冊，大伙兒都在找一位代號叫“吳銘”的女同志。

聽說她當年從延安回渝后，一會兒管兵站，一會兒搞消息，還得運軍火，整個人神龍見首不見尾，后來直接就斷了音訊。

連朱老總也牽掛得緊，托了不少關系四處打聽，信都催了好幾回，可就是沒個回音。

那會兒誰也想不到，那個在延安干活的“吳銘”，本尊竟是四川大軍閥楊森的親侄女——楊漢秀。

這段緣分，還得回溯到三十來年前那場頭一回碰面。

那是四〇年的早春，五臺山石盤口那塊，朱老總正忙著指揮抗日，火藥味兒濃得很。

小警衛跑來通報，說門口有個背著行囊的女游擊隊員求見，姓楊，拿的是西安那邊開的信。

等那姑娘進屋一看，滿臉曬得跟炭似的，那身灰軍裝上糊滿了泥點子。

朱老總端詳了半晌，猛地一拍大腿，驚呼道：“哎喲，這不是漢秀嗎！

變樣了，真沒認出來！”

回到十四年前，朱老總在楊森部下干活，經常串門去楊懋修家里。

那時候漢秀還沒桌子高，最愛貓在屏風后面聽大人們擺龍門陣。

朱老總當時還逗她說，往后要收她當干閨女。

昔日里坐洋車、請私塾的川東才女，這會兒卻結結實實地踩在了山西的爛泥地里。

聽她絮叨才曉得，本來想從西安直奔延安，結果在寶雞被卡住了，只好轉道山西。

這一折騰就是一整年，路上被攔截了五六回，鞋底子磨透了三雙，腳丫子上的血泡多得連紋路都磨沒了。

撇下錦衣玉食的日子不過，非要來遭這份罪，到底是圖啥？

說白了，楊漢秀心里頭透亮著呢，她把自己那個家算是看穿了。

大伯楊森在亂世里靠投機起家，當上了司令長官，可私底下姨太太扎堆，娃有三十來個，天天在那兒講排場守舊規。

在楊漢秀眼里，這哪是什么豪門，分明就是個發了霉的爛攤子。

她死活不肯嫁給家里許的人，跟著地下黨的老師趙致和跑了。

小兩口剛想出國找救國路，盧溝橋的槍響了，緊接著丈夫也病死了。

還是另一位老師朱挹清，偷偷塞給她一張登著朱德像的報紙，這下子徹底把她給點醒了。

她覺得要是還頂著楊家小姐的名頭，那跟吸血蟲沒兩樣。

于是她跟朱老總撂下話：“哪兒有真理我就奔哪兒，哪怕手腳并用也要爬到延安，打這起，我不姓楊了，就當個沒名的人。”

朱老總琢磨了半天，拍板給她改叫“吳銘”。

去延安算是一刀兩斷，六年后回川那就是真刀真槍地對著干了。

鬼子剛投降，上頭要派川籍干部回去，王維舟頭一個就想到了“吳銘”。

在延安這種苦地方熬了六年，種菜搬磚啥都干了，這會兒叫她回國統區，那不是自投羅網嗎？

可她二話沒說就應下了。

四六年初，她跟著周公坐飛機降在了重慶。

剛一落腳，盯梢的特務就尾隨其后。

她壓根沒想藏，直接殺回了廣安老家。

為啥敢這么明目張膽？

因為她心里打好了算盤。

她心里明白，要是這些田產地皮不收回來，全得變成對方打仗的腰包。

她腰里別著家伙，逼著那倆哥哥低頭簽字，把地契全拿了。

轉手就把地賣了，明面上說是開鋪子辦舞廳，暗地里卻把這些錢一筆筆都洗成了活動經費。

這路有多險，她比誰都清楚。

在渠縣被抓后，她被關在成都的黑屋子里受盡折磨，可她硬是扛了下來。

沒證據只能把她放了，可出來沒幾天，她又折騰出幾千斤糧食和被褥，連帶槍支一起送上了華鎣山。

四八年夏天，她第二次進去了。

轉年四月，她在牢里病得不輕。

楊森這當大伯的覺得面上掛不住，把她弄出來關在特等病房，說是治病，其實就是軟禁。

這本是保命的最后檔口，只要她縮起脖子做人，再等幾個月就能看見解放。

可她的心氣兒不一樣：干革命哪能老想著自己那點小利。

她抓個空子溜回廣安，把戰友左紹英留下的娃接了出來。

為了給烈士留根，她騙人說孩子是撿的，改了個姓名送給老鄉收養。

輪到自己那個才倆月大的閨女，她只能狠下心，給了奶媽三月的工錢，撂下一句“過陣子就回來”，頭也不回地走了。

護著別人的娃，丟下自家的肉，這事兒擱現在聽著扎心，可那會兒的人只能這么選。

遺憾的是，那句囑托到底成了沒影兒的念想。

四九年九月重慶突發大火，老百姓死傷一片。

當晚，楊漢秀當著眾人的面，指著鼻子罵楊森就是那個放火的黑手。

楊森氣得老臉通紅，直接把她關進了小黑屋。

特務讓她服個軟保命，她反倒勸人家棄暗投明。

最后受審時，她大罵那些人是人民的債。

楊森聽完匯報，嘴里吐出個“不識抬舉”，隨即下了殺手。

十一月深秋的一個夜里，一輛車把她拉到了金剛坡。

在破碉堡跟前，特務草草挖了個坑。

她下車時還有氣兒，可那幫家伙又往她胸口補了黑槍，最后搬來塊大石板壓住了事。

現如今再看這段恩怨，哪兒是家務事，分明是兩條道的死磕。

楊森恨這個侄女嗎？

肯定有，但他更接受不了這種“背叛”。

說來也巧，不光侄女反他，他親兒子也瞧不上他。

大兒子楊漢忻在天津鬧革命，跟他對著干，楊森直接在報紙上登報脫離關系。

二兒子楊儀烈那會兒官也不小，是個師長。

眼瞅著大軍要入川，兒子打電話勸他回頭，結果被他隔著電話線罵了一通“不忠不孝”。

楊森嘴上全是仁義道德，為了那點面子不惜對至親痛下殺手，非要死守著快塌的爛攤子。

他以為自己在盡忠，其實就是個既得利益者在末路時的最后狂吠。

可楊漢秀打從改名那天起，早就把自己從那張舊家譜里抹掉了。

三十多年后的深秋，歌樂山這邊紅旗飄飄。

她那半輩子都沒見過親娘面的閨女李繼業，費了老大勁，總算找著了母親的下落。

她站在那副骨架前，眼淚珠子直往下掉。

那個叫“吳銘”的奇女子，那個曾經被埋在荒草堆下的烈士，終究用那一腔滾燙的熱血，在歷史的考卷上寫下了最重的一個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