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蘇念，今年二十五歲。失業三個月，投了兩百多份簡歷，石沉大海。

那天早上，我又接到一個面試通知。一家中型文化傳媒公司，招文案策劃，薪資不錯，離我住的地方也不遠。我翻出唯一一套還算體面的正裝，把頭發梳得一絲不茍，提前半小時到了公司。

前臺帶我進了一間寬敞的辦公室。落地窗外是城市的天際線，辦公桌上擺著一盆開得正好的蝴蝶蘭。我規規矩矩地坐在沙發上，把簡歷放在桌邊，深呼吸，在心里默念準備了無數遍的自我介紹。

門開了。

進來的是一個四十多歲的女人。她穿著一件深藍色的西裝外套，頭發盤得很利落，臉上化了淡妝，眉眼間有一種說不出的英氣。她手里拿著一杯美式，掃了我一眼，微微點頭，坐到了辦公桌后面。

“蘇念？”她問。

“是，您好。”我站起來，微微鞠了一躬。

她沒再說話，拿起我的簡歷，一頁一頁地翻。

翻得很慢。

第一頁，個人信息。她看了很久，目光停留在“出生年月”那一欄。

第二頁，教育背景。她的手指在“高中”那一行來回摩挲。

第三頁，工作經歷。她幾乎沒有看，視線又回到了第一頁。

辦公室里安靜得能聽見墻上時鐘的滴答聲。我開始有些不安——是不是我的簡歷有什么問題？還是她覺得我經驗不夠？

我偷偷抬眼看她，發現她的表情變了。

那種變化很微妙。原本冷峻的職業面孔，像冰面下有什么東西在涌動。她的嘴唇微微抿緊，睫毛顫了顫，然后——

她的眼眶紅了。

我愣住了。

“蘇念。”她放下簡歷，抬起頭，直直地看著我，聲音有一絲不易察覺的顫抖，“你不想一想，我是誰嗎？”

我腦子里轟的一聲。

她是……誰？

我重新打量她的臉。深邃的眼窩，高挺的鼻梁，下巴左側有一顆小小的痣。這張臉，我好像……在哪里見過？

可我怎么也想不起來。

“對不起，”我有些慌亂，“我們……見過嗎？”

她沒有回答，伸手從抽屜里拿出一張照片，輕輕放在桌面上，轉過來朝向我。

那是一張很老的照片，邊角已經泛黃，塑封膜上有一道道細碎的劃痕。照片上是一個年輕女人，懷里抱著一個兩三歲的小女孩，兩人笑得眼睛彎彎的。背景是鄉下老家的院子，那棵歪脖子棗樹我一眼就認出來了。

那個小女孩，是我。

而那個年輕女人……

我猛地抬起頭，看向面前這個女老板。

她的眼淚已經掉了下來，無聲無息地砸在桌面上。

“念兒，”她的聲音碎成了好幾瓣，“我是你媽。”

我三歲那年，我媽走了。

村里人說她跟一個外地來的生意人跑了，嫌我爸窮，嫌這個家留不住她。我爸從那以后就像變了一個人，沉默寡言，酗酒，偶爾喝醉了會對著我媽的照片罵。我從不敢問關于她的事，因為每次提起，我爸的眼睛里就會有一種我害怕的東西。

后來我爸也走了。我十三歲那年，他在工地上出了事，連一句遺言都沒留下。

我是跟著奶奶長大的。奶奶從不提我媽，只說“你媽死了”。我信了很多年。

直到高中那年，我無意間在家里翻出一封信，是法院寄來的。上面寫著我媽向法院起訴離婚，我父親不同意，后來不了了之。那封信的日期，是我三歲那年的秋天。

原來她沒有跟人跑。原來她打過官司。原來她是想帶我走的。

可是她失敗了。我父親用最蠻橫的方式把她趕走了，而她再也沒有回來過。

我把那封信偷偷藏了起來，沒有告訴奶奶。我一邊恨她為什么不堅持，一邊又忍不住想——她后來過得好不好？她有沒有想過我？她是不是已經忘了，這個世界上還有一個女兒？

大學四年，我試著找過她。可她的名字太普通了，叫“王芳”的人在中國有幾百萬。我沒有她的身份證號，沒有她的照片，沒有任何可以定位的線索。

后來我放棄了。我告訴自己，她大概已經開始了新的生活，有了新的家庭，也許根本不想被打擾。

我沒想到，我會在一場面試里，遇見她。

“你怎么認出我的？”我的聲音在發抖。

“你的簡歷上有照片。”她擦了擦眼淚，吸了吸鼻子，努力讓自己平靜下來，“你長得太像我了。還有你的名字——蘇念。念兒，這個名字，是我取的。”

她頓了頓，聲音低了下去：“你爸當時要叫你蘇招娣，我死活不同意。我說我女兒要叫‘念’，感恩的念，懷念的念，念想……”

她沒有說下去，捂住了嘴。

我忽然想起小時候，奶奶偶爾會喊我“念兒”，但更多時候叫我“丫頭”。我以為“念兒”只是隨口叫的昵稱，從不知道，那是我媽親手取的名字。

“我找過你。”她忽然說，語氣急促起來，“你十三歲那年，你爸出事之后，我回去找過你。可你奶奶不讓我見你，她說……她說我是害死你爸的人，說如果不是我當年非要離婚，你爸不會變成那樣。她拿掃帚把我趕了出去，還說要報警。”

“我后來每個月給你寄錢，寄到你奶奶的賬戶上。我不知道她有沒有給你。我還給你寄過衣服、書，地址寫的是你學校。你有沒有收到過？”

我搖了搖頭。

我從沒收到過任何東西。奶奶也從未提起。

辦公室里又安靜了。我看著對面這個女人，她今年應該四十六七了，保養得很好，眼角有細紋，但不顯老。她穿著考究的西裝，戴著一塊低調的手表，指甲修剪得整整齊齊。她看起來事業有成、生活體面，跟我記憶中那個模糊的、抱著我的年輕女人，完全對不上。

可她的眼睛騙不了人。那雙深褐色的眼睛里，有愧疚，有心疼，有小心翼翼，還有一種怕被拒絕的恐懼。

“你……后來過得好嗎？”我聽見自己問。

她愣了一下，然后輕輕笑了一下，眼淚又掉了下來：“我后來去深圳了，從銷售做起，做了十幾年，前年才回到這座城市開了這家公司。我沒有再結婚。”

“為什么？”我問。

她低下頭，沉默了很久。

“因為沒有放下你。”

面試當然沒有繼續。

她讓助理給我倒了一杯溫水，我們面對面坐著，說了一個多小時的話。

她說她當年離開，不是因為嫌窮，而是因為我爸。她說我爸喝了酒就打她，她身上常年帶著傷。她試過報警，試過找婦聯，都沒有用。在那個年代，農村里打老婆，沒人當回事。她最后實在受不了了，才跑了出去。

她不是不想帶我。她找了律師，起訴離婚，想要我的撫養權。可我爸在法庭上指天發誓說會改，法官把孩子判給了他。她想上訴，我爸帶著人堵在她租的房子門口，說她要是再敢來要孩子，就讓她“再也見不到”。

她怕了。不是怕自己，是怕他真的會傷害我。

“我走的時候，你抱著我的腿，喊‘媽媽不要走’。”她的聲音已經啞了，“我到現在都記得你那個樣子。我每天晚上做夢，都是那個畫面。”

她后來在深圳拼命賺錢，做銷售、跑業務、開公司，什么苦都吃過。她每年都會往老家寄錢，往我學校寄東西，可奶奶把所有的路都堵死了。她甚至找過私家偵探想看我一眼，可每次得到的消息都是“孩子在上學，不方便見”。

“我以為你恨我。”她說。

我張了張嘴，想說“我不恨你”，但喉嚨像被什么堵住了。

我恨過。恨她丟下我，恨她沒有帶我走，恨她讓我在那些沒有父母的年歲里，一個人扛下所有。可我也知道，她沒有選擇。一個農村女人，在那個年代，面對一個暴力的丈夫和沒有支持的法律，她能做的，她都做了。

“念兒，”她忽然握住我的手，掌心是熱的，帶著薄薄的汗，“媽不奢求你原諒我。我就想問一句——你愿不愿意……讓我補償你？”

我看著她。

她的眼睛里有一種光，那是一個母親找了二十二年、終于找到女兒之后，舍不得移開的目光。

“我今天不是來面試的。”我說。

她的眼神暗了一下。

“但我可以明天來上班嗎？”我說，“我想離我媽近一點。”

她愣了一秒，然后笑了。那是我這輩子見過最好看的笑容。

她一把抱住我，把臉埋在我的肩窩里，哭得像一個二十多年前那個不得不放開女兒手的年輕母親。

我拍了拍她的背，窗外夕陽正好，落在她的蝴蝶蘭上，暖融融的。

從此以后，面試官不再是我的老板，而是我的媽媽。

而我，終于不再是沒有媽媽的孩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