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項由奧胡斯大學主導的綜合研究顯示，在過去逾2000萬年的時間里，歐洲大部分地區的自然景觀以草地和開放林地為主，而非人們長期想象的那種樹冠封閉、陰暗潮濕的原始森林，這一結論對當前歐洲大規模植樹造林與自然保育策略提出了嚴峻質疑。

研究團隊以“如果回到10萬年前甚至百萬年前的中歐，你會看到什么”為發問，指出許多人腦海中的畫面更接近當代的人造生產林，而不是歐洲真正的古代生態景觀。根據他們的重建，更貼近現實的畫面是一種半開放的鑲嵌景觀：稀疏分布的樹木與色彩斑斕、野花繁盛的草地交織其間，鳥類、蝴蝶和大型食草哺乳動物活動頻繁，陽光充足而明亮。從生態學視角看，那種樹冠緊閉的暗密森林其實是地質歷史上相對“年輕”的景觀形態。

論文發表在期刊《Biological Conservation》上，由奧胡斯大學生物系及“新生物圈生態動力學中心”（ECONOVO）牽頭完成，系統整合了自中新世（約2300萬年前）以來直至前工業時代的全部可用古生態證據。研究發現，在這段長達2300萬年的時間中，歐洲典型景觀多為由草地、灌叢及不同樹被度林地構成的馬賽克式格局，其共同特征是“明亮、物種豐富的開放林地”，并由豐富的大型食草動物長期塑形，而非被封閉樹冠遮蔽的連續森林。

論文通訊作者、奧胡斯大學教授延斯-克里斯蒂安·斯文寧指出，這項研究表明，當下歐洲乃至丹麥的許多造林與自然管理政策“方向是錯誤的”。他以丹麥為例指出，目前政府補貼只支持營造高密度森林，這不僅不利于生物多樣性，還與歐洲物種在數百萬年中所適應的生態環境相矛盾。他批評說，主導幾十年來自然管理思路的所謂“閉合森林范式”——即認為歐洲在重大人類活動之前的基線狀態是一片連續的封閉森林——與累積的古生態證據并不相符。

為挑戰這一范式，研究團隊綜合分析了多類相互獨立的“代理指標”，包括花粉記錄、植物大化石、古火災產生的炭屑、大型食草動物牙齒與骨骼的穩定同位素組成、昆蟲與哺乳動物化石群落，以及保存在沉積物中的古環境DNA等。論文第一作者、ECONOVO博士生什蒙·奇熱夫斯基表示，每一種代理都提供了過去植被結構與生態過程的不同切面，但將它們在時間軸上串聯到一起，就能更有把握地判斷某一時期的景觀到底是密林、草原，還是介于兩者之間的混合馬賽克。

通過跨中新世、更新世直至前工業時代的系統比較，團隊得出的結論是：在溫帶氣候乃至偏冷、偏暖時期，歐洲的典型景觀多為樹木與草本共存的動態馬賽克，大型野生食草動物如古象、犀牛、原牛與野牛等是維持這種開放多樣結構的關鍵力量。它們通過啃食、踐踏與行為擾動，打斷了森林封閉趨勢，保持了多種微棲息地的并存，使大量依賴光照的植物和開闊棲息地動物得以延續。

研究同時強調，從生態學角度看，當代歐洲是極為“異常”的一個階段。在過去的百萬年尺度上，大型食草動物長期參與景觀建構，而如今的歐洲卻幾乎完全喪失了這一功能群。奇熱夫斯基指出，最大的轉折多發生在近百年內：傳統的粗放放牧在大片區域消失，家畜和野生食草動物數量驟減，許多地區的森林因此迅速變得更為稠密、陰暗。

有趣的是，一些如今被視為“文化景觀典型物種”的鳥類和小型哺乳動物，可能正是源自古代開放林地系統。研究列舉了云雀、寒鴉以及歐洲倉鼠等例子，認為它們的祖先很可能生活在長期由大型食草動物擾動的開闊林地馬賽克中，而非現代農業景觀才出現的“新人”。同樣，常被視為農田象征的野罌粟，早在古代森林中就已存在，只是多出現在被動物翻動、擾動的空地與林緣。

這項研究也對當前的自然保護分類框架提出批評。作者認為，將“森林”與“開放棲息地”截然對立、分別管理的做法，很大程度上是現代人類的行政與觀念產物，而非歐洲長期生態歷史的真實寫照。在過去幾百萬年里，更常見的情形是兩者交織的連續譜系，各類物種正是適應了這種既有樹木又有高光照、結構多樣的環境。

在全球正呼吁通過種樹緩解氣候變化、提升生物多樣性的背景下，這一研究對“多種樹、種密林”的簡單口號提出了警示。作者指出，如果目標是恢復接近物種演化背景的生態系統，讓它們重新適應熟悉的環境，那么大量營造均勻而致密的森林并不是理想方案。相反，未來的恢復工作應將重心放在營造和維持林地與開闊棲息地的細密馬賽克結構，并通過重新引入或恢復“野生化”的大型食草動物群落，讓這些自然工程師重新發揮作用。

斯文寧表示，這項研究補充了該團隊此前多項工作形成的整體圖景：歐洲的過去遠比人們長期設想的“幽暗森林”更為明亮、多樣，也更深刻地被大型動物塑造。他形象地說，那幅籠罩在陰暗樹冠之下的“原始森林”經典圖像，不會在一夜之間消失，但隨著古生態證據的不斷累積，它賴以支撐的“樹干”正在一根根被抽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