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8日，由清華大學主辦、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承辦的“2026清華五道口全球金融論壇”在四川成都正式開幕。本屆論壇以“變局下的全球金融治理：新挑戰、新機遇、新發展”為核心主題。在當日上午舉行的首場“高端對話”環節，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邁克爾·斯賓塞及日本央行前行長白川方明等多位經濟決策者與學者同臺論道，深入剖析了宏觀經濟走勢與全球金融治理體系的未來演進。

作為親歷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及日本資產負債表衰退的核心決策者，白川方明在現場的發言引發強烈共鳴。白川方明于2008年4月至2013年3月期間掌舵日本央行，任內面對次貸危機及日本“3·11”大地震的考驗，主導推出了非傳統貨幣政策，深諳極端流動性投放的利弊。

在對話中，白川方明直面當前全球通脹與增長兩難的逆境，深刻反思了長期極度寬松對央行獨立性及匯率造成的“內生性”反噬，更直言央行絕非“施展魔法的機構”，呼吁社會各界廓清貨幣政策邊界，直面結構性改革的陣痛。

每經記者 蔡鼎 攝

長期寬松滋生“內生性”政策困局

談及當前全球宏觀經濟大環境，白川方明指出，地緣政治風險加劇，通脹上行壓力與經濟下行壓力交織，已然成為世界各國共同面臨的嚴峻挑戰。他強調，當下全球經濟遭遇的供給側沖擊，很大程度上由人為因素引發，依靠經濟預測模型推演各類沖突的最終走向，往往收效甚微。

面對復雜困局，傳統央行理論給出應對思路：若供給側通脹沖擊具備臨時性特征，央行可選擇無視短期波動，堅守貨幣政策定力。但白川方明對這一傳統邏輯在當前環境下的適用性深表質疑。他認為，地緣沖突引發的全球供給鏈斷裂與持續性沖擊，短期內難以消退，全球經濟需適應供給側沖擊頻發的全新常態。倘若央行固守沖擊短期消退的固有判斷、遲遲不調整政策，終將陷入政策被動。

除此之外，白川方明從制度深層剖析了全球央行普遍面臨的獨立性弱化難題，并提出全新研判：金融市場普遍警惕的財政主導風險，并非全然源于外部政治層面施壓，很大程度上源自央行體系內部。

“根源在于央行自身產生政策顧慮，擔憂調整長期寬松政策會引發不可預估的市場風險。”白川方明表示，長期推行超常規貨幣寬松政策，使得市場對低成本資金形成強烈路徑依賴。在通脹倒逼貨幣政策回歸正常化、啟動加息周期時，各國央行決策者普遍顧慮資產價格大幅波動、政府債務融資成本攀升，進而陷入決策遲疑、自我束縛的狀態。在他看來，這種源自央行內部的政策畏難情緒，已然實質性削弱央行政策獨立性，最終造成貨幣政策出現偏差。

白川方明直言，從宏觀經濟數據與走勢預判來看，日本央行具備清晰的加息調整邏輯，經濟指標達標后理應穩步推進加息進程。但現實中，日本央行在貨幣政策正常化、加息節奏上始終態度謹慎、行動遲緩。加息進程停滯不前，短期內已催生諸多負面影響，日元大幅貶值便是典型表現。他認為，日本央行對加息的遲疑心態，本質是懼怕政策調整引發連鎖風險，這也是長期極度寬松貨幣政策不斷累積、潛藏已久的負面后遺癥。

日本央行前行長白川方明 圖片來源：主辦方供圖

廓清貨幣政策的客觀極限，打破老齡化結構重組中的“央行萬能論”

如果貨幣政策并非靈丹妙藥，那么全球經濟可持續增長的真正驅動力在哪里？白川方明將視線投向了結構性制約因素——人口結構的劇變。

白川方明指出，目前宏觀經濟界在討論人口老齡化與少子化時，普遍存在認識誤區：人們習慣于將人口總量的減少與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割裂開來看待。許多觀點樂觀地認為，只要技術進步能夠維持人均生產率的增長，全社會就不必過分擔憂人口規模的持續萎縮。但白川方明結合日本對抗通縮與人口危機的經歷發出了警告：這兩者實際上深度交織、互為因果。日本的實踐觀察表明，人口總量的持續負向萎縮，會通過多種隱性渠道，直接且沉重地拖累勞動生產率的增長。因此，無論是政策制定者還是整個社會，都必須徹底放棄僥幸心理，為這種長期人口結構危機做好全面制度防范。

在此基礎上，白川方明進一步批判并修正市場盛行的 “央行萬能論”，并援引美聯儲前主席保羅?沃爾克的觀點：社會不應寄望央行完成其職能范圍之外、無力達成的發展目標。

“央行作用舉足輕重，但絕非能夠施展魔法的機構。” 白川方明援引“丁伯根法則”強調，政策目標的數量必須與政策工具的數量保持嚴格匹配。根據這一法則，貨幣政策應當聚焦于它最能發揮成效的核心領域，即維護價格的長期穩定。

但現實經濟治理中，政策邊界往往被極度扭曲。一旦宏觀經濟面臨增長停滯，各方往往期望央行能夠“無成本”地實施極致寬松來包攬所有經濟目標的修復。白川方明對此作出了嚴厲的駁斥。他強調，在經濟學邏輯中，政策的長期收益與次生代價必然是如影隨形、一體兩面的。如果央行只緊盯短期刺激的收益，而忽略或掩蓋長期極度寬松對金融體系造成的深度副作用，那么最終反噬實體經濟的社會總成本將大到無法估量。因此，央行必須嚴格奉行“比例原則”，社會也必須理性認知貨幣政策的客觀局限。

想要從根源上破解潛在增長率持續下滑的困局，唯一可行路徑便是推進結構性體制改革。在對話的尾聲，白川方明分享了一段令人深思的往事：當他擔任日本央行行長并頻繁在公開場合疾呼結構性改革的重要性時，非但沒有贏來政策協同，反而招致了來自政治層面的嚴厲譴責。批評者們指責他是在推卸責任，試圖通過強調結構性改革來轉移社會公眾對“央行未能實施更激進貨幣寬松政策”的質問。這種政治與輿論對央行角色定位的巨大曲解，使得經濟體往往錯失真正的療傷窗口，這無疑留給當前全球金融治理極為深刻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