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的成都“種痘術”

王亦歌

清晨的總府街，人聲開始喧騰。

若把時針撥回百余年前，這條街上除了各類商鋪，還曾有另一個要緊的“去處”——普準堂里的牛痘局。

彼時的成都人或許不會把它稱作“醫學機構”。但他們心里清楚：那里關乎生死。

在古代中國，天花幾乎是一種宿命。民間有句老話：“生了孩子只一半，出了天花才算全。”意思很直白——孩子能不能活下來，要看能否挺過這道關。

《成都通覽》所處的晚清時代，正是這種恐懼尚未完全散去的年代。但與此同時，一場悄然發生的醫學轉變，已經在城市肌理中留下了痕跡。

北京中醫藥博物館保留的痘衣法和水苗法

在“痘科”一節中，《成都通覽》寫道：

“小兒出痘，以放牛痘為最妥。若吹苗放痘，傷者極多。”

短短一句話，其實意味著一個時代的轉折。

在此之前，中國人早已掌握“人痘”之法，即將患者痘漿引入健康人體，以輕癥換免疫，這是一種極具勇氣的醫學實踐。

但它并不安全。北京中醫藥大學的中醫博物館介紹古代種痘法有四種：

• 痘衣法——把天花患者的內衣給健康人穿上，以引起感染。
• 痘漿法——用棉花蘸患者痘瘡的泡漿，然后塞入健康者的鼻孔。
• 旱苗法——把痘痂陰干研成細末，以銀管吹入健康人的鼻孔。
• 水苗法——把痘痂研末并用水調勻，用棉花蘸染塞入健康者的鼻孔。
• 最安全的要數熟苗法——將出得好的痘痂，連續接種七次以上進行減毒，最后選擇最好的痘痂，作為疫苗接種。

而《成都通覽》所說的“吹苗”，正是所謂的旱苗法，即將患者痘痂粉末吹入健康人鼻腔。

風險始終存在，甚至“傷者極多”。

17—18世紀，中國的人痘術曾通過傳教士與商路傳入歐洲，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當地的天花死亡率。

但真正改變醫學史的，是后來發生的“反向流動”：

——牛痘術在歐洲成熟；

倫敦WELOCOME LIBRARY收藏的牛痘發明者，英國人愛德華·詹納為自己的孩子種痘圖。

——又經由廣東口岸傳入中國；

——再由像邱熺這樣的醫者，以中醫話語重新闡釋、編著推廣，迅速擴散至全國。

邱熺的名著《引痘略》，圖片來源：梁其姿《面對疾病：傳統中國社會的醫療觀念與組織》。

這不是簡單的“西學東漸”，而是一條完整往復鏈條：人痘起于中國→ 影響歐洲→ 牛痘成于歐洲→ 回流中國并制度化普及。

在這一來一往之間，死亡率被持續壓低，一種跨文明的醫學實踐，最終在中國城市中完成社會化落地。

到了《成都通覽》的時代，這一切，已經不再是“新法”。它已經成為城市日常的一部分。

最有意思的，是《成都通覽》中對成都牛痘局的空間分布記錄：

• 中路牛痘局，在總府街普準堂。
• 東路牛痘局，在三圣街火神廟。
• 南路牛痘局，在川東公所。
• 西路牛痘局，在文廟街節孝祠。
• 北路牛痘局，在火神廟。
• 外東牛痘局，在錦官驛。

這不是一份醫學文獻，而更像一張城市地圖。

牛痘局，被均勻地嵌入成都的“中、東、南、西、北、外東”各個方位——與廟宇、公所、驛站相鄰而設。

它們不在遠離人群的地方，恰恰相反——就在城市最日常的生活場景之中。

防疫不再是個體行為，而成為一種“公共事務”。牛痘局醫是城市治理的一個重要部分。

更耐人尋味的，還有《成都通覽》中的一句評語：“現在警察局又于省城內外設有官局，善政也。”

這里的“警察局”，是晚清新政語境中的現代行政機構。而“設官局”，意味著牛痘推廣已經進入官方體系。

而《成都通覽》作者用兩個字作結：“善政”。這不是夸張。在一個曾經“十人染病，四五人不保”的時代，能讓更多孩子安然度過天花，本身就是最大的仁政。

圖片來源：AI生成

當然，《成都通覽》也沒有忽略“人”的因素。它特別提到：“牛痘科老手，以山西館黃錫三為第一。”以及各局“痘科”醫者姓名：黃錫三、胡棟臣、葉柱臣、黃津、馮少昌、敖錫三……

這些名字，并不顯赫。他們沒有進入正史，也未必留下著作。但正是這些人，讓一項技術真正落地。

如果說琴納改變了醫學史的方向，那么這些“痘科老手”，改變的，是一座城市的命運。《成都通覽》之所以珍貴，正在于它保存的，正是這種“落地之后”的歷史——不是發明的瞬間，而是日常的展開；不是觀念的提出，而是街巷中的運行。

也正因此，對于那些試圖理解“中國何以成為今日之中國”的讀者來說，它提供的不是宏大敘事，而是一種更為可靠的路徑：從一條街、幾處牛痘局、一群善于學習新技術的醫者，去看制度、觀念與社會如何彼此塑造。

民國時期婦女抱著兒童等待種牛痘的情景 圖片來源：天津醫科大學

或許，今天走在總府街、三圣街、文廟街時，我們已很難再想象那些曾經存在的牛痘局。

沒有牌匾，也無遺址。只在《成都通覽》的字里行間，留下寥寥數筆。

但正是這些“幾行字”，記錄了一場看不見的戰役——沒有硝煙，卻關乎千萬人的生死；不是英雄史詩，卻改變了無數家庭的命運。

若要說它最終留下了什么，也許不只是“天花已滅”的結果。更是一種跨越百年的能力：在未知與恐懼面前，既不固守舊法，亦不盲從新知；而是在往復交流、理解轉化之間，把外來之術，化為自家之用，再由一城一地，推及天下。

百年之后再讀《成都通覽》，街巷依舊，人事已非。

但那一段關于“牛痘局”的記載，見證的已不只是成都，也不只是醫學，而是一種更深層的歷史邏輯——文明，從來不是孤獨冒出來的。

它在來與往互鑒之間，在誤解與再理解之間，一點一點，生成我們今日所身處的世界......

來源：成都方志

作者：王亦歌（成都大學高端外籍專家兼特聘研究員。曾任美國新罕布什爾大學前孔子學院外方院長）